安妮弗兰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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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在线特约专栏)我原本以为这已经是很长的队伍,举着相机,变着角度,想把安妮故居前排起的长队纳入镜头。这队伍由故居转到南面的西教堂,由教堂北的空地一直延延到教堂东侧,至少有几百人。但是,当几天后我离开阿姆斯特丹,坐车去机场的途中,再次经过这里时,不禁惊呆了。正午,队伍由西教堂的东侧,转了一个圈,在教堂南侧延伸开来……

这一切,只是为了进去看一个小女孩住过的阁楼。

犹太少女安妮·弗兰克,在德国占领荷兰期间,她的一家和朋友共8名犹太人藏在王子运河畔263号这幢房屋的“密室”。在将近两年多的时间里,安妮都在这所狭窄阴暗的房子里过着惊恐的日子,其间写下了著名的《安妮日记》,安妮在日记中描述:“这种偷偷摸摸不见天日的生活,使我十分压抑,这种痛苦甚至无法用言语来形容。我们时时刻刻都在担心被发现,那样我们都会死于纳粹的枪下。”

1944年8月,他们被人出卖。安妮在集中营死去时不满16岁。《安妮日记》于1947年首版,如今已经出版了65种语言。

安妮故居于1960年被辟为博物馆,每年约有100万游客到此参观。这样计算下来,每天有约3万人来参观,排起那样的长队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放弃了排队,在故居门外拍照留念。

我想,那里面不过是房子,网上的照片已经足够让我了解了,完全没有必要排几个小时,甚至可能是一整天,只为了进去几分钟。

事实是,2010年,安妮故居已经开放了网上参观,丝毫不会逊色于现场参观,你可以清晰地看到所有实景,墙上画作的细节,被子的褶皱,甚至在狭窄的厨房中的小厨具。但是,游客完全没有减少的迹象。

为什么可以轻易看到图片的景像,还要排长队,花欧元进去一看呢?只有一个解释:对于那100万排队进去的人来讲,阁楼里面是什么样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站在那里。只有站在那里,你才能感受到和那个小女孩的亲近,仿佛迎面会感触到她的呼吸,感受着她正和你擦肩而过,你手指可以在空气中划过,皮肤感受到当年这里的紧张气息。这与其说是一种参观,不如说是一种朝圣,一种拜祭,一种通过遥想历史而感同身受,进而自我励志的过程。


二战前,大约有8万犹太人居住在阿姆斯特丹,几乎没有人能够逃脱被屠杀的命运。当时许多犹太人被封在一个小岛上,后来经由6号站台,被送往集中营。至今,阿姆斯特丹火车站没有6号站台,公交车也没有6路。同样,我们也需要这样一个阁楼,甚至这样一个长长的队伍,来洗涤和升华我们的情感。

我不惜篇幅写这些,是想提示战争与女性的关系。一种错误的看法是:战争中前线的男性是最受伤害的。其实后方的女性和孩子同样是战争的受害者,她们生活困窘,可能失去家人,要为前线辛苦劳作,甚至可能受到敌人的凌辱与杀害。

我没有排队进入故居,但我久久地伫立在西教堂前,面对一个安妮的小铜像,想象在1944年8月4日,德国占领军将安妮等人全数抓走的时候,安妮经过这座教堂,也一定曾经抬起头,仰望它顶端的十字架。

小铜像从来不缺少鲜花以及合影者。正如历史,从来就不缺少牢记者。

已经是晚上六点多,教堂门外有卖热狗的小车。我买了一个热狗,坐在面对安妮铜像的长椅上。我前面一百米,便是安妮故居,右侧一百米,便是同性恋纪念碑。


这座纪念碑是世界上第一座同性恋纪念碑,1987年9月5日正式落成,纪念所有因为是同性恋者而被处死的人,以鼓舞支持全体同性恋们与反对、压迫和歧视同性恋的势力作斗争。此后,德国柏林、澳大利亚悉尼还有美国的旧金山等地也陆续出现了各具特色的同性恋纪念碑。

人类第一个同性恋纪念碑由分散的三个三角形作品组成。一个三角形是变换的,一个是与地面相齐,一个是凸出地面的高台,一个则由岸上台阶状伸向皇帝运河。每个三角形,又都由地上的连线连接,构成了一个巨大的三角形。三角形都是由粉红花岗岩造的,因为在二战时期关押在纳粹集中营的同性恋者被要求佩带粉红三角形。

不知道最初将这纪念碑安放在安妮故居旁边的本意为何,我身处此情此景中,脑海里闪现出是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那句名言:“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 因为我是新教教徒;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这句话的作者是马丁·尼莫拉(Martin Niemoller),德国新教牧师,纳粹的受害者,他以此形容纳粹施虐时人们的旁观心态。

许多人知道纳粹的集中营里关着犹太人,却不知道同时还关着同性恋者、性工作者、跨性别者、共产党人、苏军战俘,等等一切在纳粹眼中的敌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同性恋者在德国,特别是在柏林,享受着比当时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更自由和更被接受的生活,他们有自己的酒吧、俱乐部,甚至变装表演剧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德国有相当多的同性恋权利运动。然而,在纳粹的意识形态中同性恋与国家社会主义是不兼容的,因为同性恋不能繁殖后代,无法使优等民族不朽。所以,随着希特勒的崛起,禁止同性恋成为纳粹政党的目标之一,最终被列于大屠杀的名单内。1933年开始,同性恋组织被禁止,关于同性恋及性学的学术作品被焚烧,纳粹内部的同性恋者也被杀害。据估计,1928年德国有大约120万公开的男同性恋者,在1933年到1945年之间,大约10万男性被警方注册为同性恋者,而当中的大约5万人被定罪。除大部分人被囚禁在普通监狱外,估计有5000到15000人被关押在纳粹集中营,而关押在集中营的同性恋者的死亡率估计高达60%。

战后,对同性恋的歧视仍然持续,纳粹的反同性恋法案仍然有效,德国对其他群体的赔偿和国家退休金被拒绝发给同性恋者,纳粹大屠杀中幸存的同性恋者仍然被认为是罪犯。

1980年代,德国政府才开始承认这段历史,1994年才废除了纳粹德国的反同性恋法,直到2002年,德国政府才向同性恋社区作出道歉。这比1970年12月7日时任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双膝跪在波兰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谢罪,整整晚了32年。


同样,在纳粹的集中营中,还关押着性工作者。因为在纳粹德国出卖性服务是违法行为。但纳粹的虚伪之处在于,一面将性工作者送进集中营,一面又在集中营中组织大量女性“卖淫”。纳粹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于1941年下令,在集中营中设立“秘密妓院”。他认为,如果让女囚为男囚提供性服务,可以提高男囚“劳动积极性”。这些被迫卖性的女性中,包括因为卖性被抓进来的性工作者,也包括苏联女兵、女犹太人、女共产党,甚至女同性恋者。海因里希专门下令,男同性恋者必须与集中营中的“性工作者”发生性关系,女同性恋者必须做“性工作者”,并美其名曰是要对他们进行“转化”。
我们再次看到,无论是性工作者、犹太人,还是共产党,他们都被放在一起被纳粹强奸了。我相信,集中营里那些黑暗的日子,这些被压迫的群体间,将不再有彼此的歧视。

在一个存在着歧视与偏见的社会中,没有人能够安然。每个人,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少数。只有当所有人都起来反对针对其他人的歧视的时候,你自己才能不再受歧视。帮助别人的同时就是帮助自己,歧视别人的同时就是在歧视自己。歧视与偏见一定会被平等与尊严取代,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无不如此。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位置。

所以,今天当我们为包括弱势者、性工作者等呼唤平等权利的时候,我们也是在保护我们自己。

阿姆斯特丹同性恋纪念碑的三角形的每条线都寓意深刻。第一条意味着不要忘记过去,第二条的意思是面临现实,第三条是对未来的憧憬。

这足以勉励我们了。

(特约专栏,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本文不代表本网观点。)

方刚
方刚

方刚:性社会学博士,主要从事性多元、性教育、男性气质、性别暴力研究,在国内外出版著作50多部,联合国秘书长“联合起来制止针对妇女暴力运动”男性领导人网络中国唯一成员,中国白丝带志愿者网络召集人,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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