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故事：抛开政治的中越交往

广西武鸣县灵水游泳训练基地，1960年代初期曾经接待来华参赛的越南国家游泳队，我母亲作为当地的医生，曾亲眼目睹了某位越南游泳健将拉肚子，全院上下都紧张得不得了，连院长都亲自出动参与会诊的壮观场面。根据我国官方史料记载，当时是1950年中国和北越建交后，中越关系的黄金时代，中国正大力支持越南北部的“社会主义建设”，并援助越南南部的抗美战争。但是这段美好关系似乎只维持到了1970年代末……

同样是武鸣县，越南人却仿佛一下子都消失了，灵水一片死寂。在我出生的武鸣县陆华镇，突然涌现出一群越南归国华侨，在墟市的菜场上，一边把作为特别救援物资发放给侨民的棉被卖掉换取肉票，一边长吁短叹，抱怨归国后三餐不济的贫苦生活。于是有当地人就讽刺道：“你们回来做什么？在越南呆着不就有吃有喝了吗？”华侨们声辩，我们也不想啊，但是越南人拿枪逼着我们回来啊，那些和越南人结婚的，生有越南崽的还好办，交钱就可以留下了。如果全家都是华人就惨了，不想回也得回啊！

据说当年有近200万的华侨受到排挤，原因纵说纷纭。有人说是因为中国支持柬埔寨的红色高棉运动，而越南却出兵柬埔寨，要推翻红色高棉；有人说是越南人亲苏，而中苏关系却因“反苏联霸权主义”而持续恶化；还有人说是因为自古以来的领土纠纷，这个问题至今也没有得到妥善解决。

我当时只有两三岁，对于那段历史的记忆是在初中以后才逐渐形成的。记得某年夏令营，我们被组织去凭祥市烈士陵园参观“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纪念馆”，领队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讲述了越南士兵如何残忍地屠杀中国人的故事，并反复强调“越南人小胆大，忘恩负义，要打一下才老实！”——一副胜者为王的口吻。时隔多年，我已经忘记了那些口耳相传的越军虐待中国战俘的镜头，只记得纪念馆上空挥之不去的死亡气息，它和多年以后，我在参观德国二战集中营时闻到的气息是一样的。我天生厌恶这股气息。假如尸身必须化成泥土，和腐烂的树叶搅在一起，变成最黑暗的养料，努力滋养出仇恨的种子，只有这样，亡灵才能获得安抚——那么我希望一场地火，烧掉世上所有的战争纪念馆。

甘地说：“你可以仇恨罪恶，但是要爱那个罪人。”人世间恐怕没有什么比这更困难的事情了。但这并不等于说它超出了人性之善所能企及的范围。一位曾在广西民族学院学习越南语的学生告诉我，学院每年都会举行中越学生联谊节，她所认识的越南学生和中国学生的关系都很好，即使是在“2014年越南排华事件”的鼎盛时期。可见，人和人之间的交心往来，是可以完全不受所谓的国际政治关系掌控的。

我就遇见过很多美丽的越南人。记得若干年前，我在河内旅行，曾在一户越南人家里暂住。女主人Binh非常热情好客，每次吃饭，总是叫上我。刚开始，因为语言不太通，她并不知道我吃素，硬是要请我吃蒸雏鸡，所谓蒸雏鸡，是越南宴席里的顶级补品，蒸的是未完全孵化的鸡蛋，剥开蛋壳来，还可以见到羽毛，我觉得这种吃法有些残忍。她的邻居，会说几句广东话的越南人便在一旁摇着蒲扇和我较劲，说你们中国人才残忍，你们吃死婴，挖猴脑，我们的报纸上都登过了！Binh立刻回击他，报纸说什么你都信吗？说完还请她读中学的侄儿，用英语向我郑重地赔礼道歉，并把整盘蒸雏鸡从饭桌上端走。Binh年近40，说起话来像越南丝绸一样柔软，她的父亲在中越战争的时候战死了，成年后的她嫁给了一位做贝雕的越南民间艺术家。

An是我在西贡认识的一位独立电影导演，他当时只有27岁，思想进步，会说一口流利的英文和法语，是越南年轻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我们是在法国驻越南领馆举办的一次越法文化节上认识的，当时法领馆在西贡市中心的电影院举办了越法当代电影展。An对法国导演Costa Gavras的参展电影《职场杀手》赞叹不已，认为它是资本主义晚期社会高失业率和贫困的极佳寓言。越南1989年后一昧地实行改革开放，盲目追随资本主义，无视外商对本国劳工的压榨和剥削，尤其是南方政府里的右派，永远站在资本家和权贵的立场，官商勾结，为富不仁，导致通货膨胀，房价和物价飞涨，贫富分化十分悬殊……An对此满怀忧患，在影展讨论会上，他希望越南导演们先放下那些软绵绵的商业片，像Costa Gavras那样，拍摄出一部真正反映越南改革现状的电影。

影展结束后，An带了我去看了西贡外围浩荡无边的贫民窟。我们走在用石棉瓦和木板搭起来的棚户区里，在凝结成油膏状的臭水沟旁边，默默地望着用渔网采集可乐瓶的小孩。那一切都让我想起了改革开放初期，驻扎在中国城乡结合地带的“非洲村（民工聚集的贫民窟）”。An从未到过中国，但是在听我描述了“非洲村”之后，顿时感到很难过。这种人类在面对相似境遇时所产生的，近乎于本能的共鸣，我在其他的越南朋友那里也曾感受过。

离开西贡的时候，An送给我一张1950年代越南电影《同一条江》的海报，电影讲的是日内瓦协议后，越南北部和南部以北纬17度分裂成“两个国家”的悲惨故事；我则送给他一张中国当代音乐合辑。像所有我交过的越南朋友一样，An希望有一天能到中国去看看。他说他并不想寻找“非洲村”的遗迹，而是想看看中国到底有多富强，有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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