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助长了谁的恶？弃婴岛事件评述

（荷兰在线特约专稿）生命总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展开，即所谓的人生百态。婴儿降生世间，在生命最脆弱的阶段，就得面对各种环境风险，争取生存机会。如何对待弱小生命，直接考验着人类的道德底线。记得家族里有个叔叔，年轻时尽干浑事，曾蒙冤蹲过大狱，出来后以踩三轮车卖苦力为生。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一个冬天，叔叔收工时抱回一个女婴，说是早晨在菜市场捡的，并不顾家人的反对收养了女婴。在那个年代，人们对于弃婴司空见惯，习以为常到近乎麻木。以前经济卫生条件落后，农村人大都在家里生孩子，患病的婴儿往往会被抛弃，甚至通过各种残忍手段来制造表面上的自然死亡。

时间来到二十一世纪，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中国政府开始关注弃婴生存问题，并借鉴国外经验，在一些城市设置了“婴儿安全岛”，防止弃婴在野外环境中受伤，提高婴儿成活率。弃婴岛一般设在儿童福利机构门口，岛内设有婴儿保温箱、延时报警装置、空调和儿童床等。岛内接收婴儿后，延时报警装置会在5至10分钟后提醒福利院工作人员到岛内察看弃儿，尽快将婴儿转入医院救治或转入福利院内安置。



自2011年国内首个弃婴岛在石家庄成立以来，广州、深圳、西安、南京和哈尔滨等地也陆续设立婴儿安全岛，接收了大量重度残疾和疾病的孩子。这些孩子一般来自困难家庭，经过初期治疗以后，家庭已无法负担后续医疗费用，于是婴儿岛成为了他们的归宿。当然，也有一些经济条件不错的外地家庭，开着豪车送来婴儿。经过一段运营之后，大多数弃婴岛严重超载，部分紧急叫停，还有部分被迫提高了接收门槛。婴儿安全岛在增加弃婴生存机会的同时，也引发了广泛争议。有些人认为，婴儿岛纵容了弃婴行为，将家庭责任转嫁给国家，降低了社会道德底线。

以往人们在反思纳粹大屠杀时，总喜欢将责任推给科层制，认为它是帮凶，放纵了人类罪恶。可讽刺的是，也是科层制孕育着人类创新和文明。同样的道理，大家在批判婴儿安全岛，拷问人类道德的时候，是否也应该思考下弃婴背后的制度根源呢？建国以来，我国一直大力提倡理工强国，在很多领域形成了所谓的“工程师文化”。工具理性的火花瞬间点燃了改革开放的欲望，以效率主义的名义推动着经济的腾飞。

在人口领域，工程师们也提出了人口素质论，号召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少生优生，幸福一生。这种理论的潜在逻辑是，人口繁衍就像流水线作业，可以通过生产控制，将残次品剔除。身体健康的人口，被培养成合格劳动力。残次品则要求家庭自产自销，因为社会没有多余的资源来应付他们。事实上，工程师文化是一种强势话语，通过各种方式压制低素质人口，将其边缘化。在宣传口号上，将优生与个人幸福挂钩，认为低质量人口是一种家庭和社会累赘，给其贴上“报废”的标签，并将这种观念灌输给民众，使歧视深入骨髓。

在生产领域，为了避免所谓的风险和保持高效，通过劳动力市场的健康门槛，将低质量人口排除在外，就连公共部门的招聘也充满歧视。

在特殊教育和社会保障上，工程师们根本就不会投入很多资源，因为这不符合经济理性。工程师通过这些策略，引导着人口发展。一个家庭要是生了残疾或者疾病的孩子，不仅需要承担巨额医疗费用，还要忍受周围人的目光，社会保障和社会支持的缺失，更让他们身心俱疲，难以融入社会。即使孩子长大，在教育和就业等方面，也可能面临种种社会歧视和不公，不是每个家庭都有勇气和能力去承受这些风险。于是，弃婴成了万般无奈下的一个理性选择。

诺贝尔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就曾在自传体小说《个人体验》中为我们描述了，一个残疾孩子的父亲如何在狭隘和怀有敌意的社会中痛苦挣扎。台湾作家薰野也曾说过“一个家长能否接受他的孩子和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有极大的关系，当社会对这些不同的孩子以及他们的家长怀有敌意时，这些家长会更难接受自己的孩子”。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2012年全国财政支出已超过10万亿，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为12585.52亿，约占全国财政支出的10%。《2011年中国儿童福利政策报告》显示，我国0-17岁的各类残疾儿童共计504.3万，假设将这部分人口纳入大病医疗保险，每人每年财政支出100元，总计只需5亿。假设给每个残疾儿童发放4000元的残疾津贴，每年也只需200亿。同时，残疾儿童康复设施和服务体系建设的资金也可分批投入，财政压力并不大。可见，中国已有经济实力为弱势群体撑起一片天。

不过，最重要的还是社会变革，我们需要反思弱势群体的边缘化地位，以及他们的社会经济融入问题。一方面，主流话语和“工程师文化”无时无刻不在对弱势群体进行压制和排斥，另一方面，大家却又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去谴责他们，让他们被动承担风险。

其实，弃婴岛就像一个顽劣的孩童，它将主流社会扒了个一丝不挂，将暗疮赤裸裸地呈现在大家面前，挑战了很多人的心理极限，让大家感到不舒服。即使没有弃婴岛，聪明的人类也有一万种方法可以弄死一个小生命。制度究竟助长了谁的恶？变革路漫漫，需要大家正视问题，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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