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会反性

潘绥铭:我们为什么把“性”当“敌人”?

(荷兰在线特约专栏)性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在日常生活中,性需要朋友,否则就无法结成人际的性关系;但是在社会层面上,性却总是被当作敌人。

在漫漫长夜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在人际关系方面,性被婚姻严密地禁锢着,即使是夫妻性生活,也被作为仪式化的“敦伦”,任何“寻欢作乐”都被当成“正经”的敌人。在社会性别方面,同性恋或者任何其他的性取向都是“变态”,都是“正常”的敌人。因为性代表着激情(含基情),代表着自由,代表着不确定、不服从和不统一,所以传统社会必须“以性为敌”,才能维稳。

经过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性革命,这套“性本身就是敌人”的思想体系已经土崩瓦解,因此传统势力只好不再直接骂“性”,而是把其他的“恶”与“性”联系起来,迫使“性”与“人”继续处于敌对状态。

这方面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性被艾滋病化”,尤其是同性恋和性工作。其中的逻辑就是:艾滋病是人类的大敌,那么由于同性恋和性工作都具有传播可能性,因此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敌人了,而且是千夫所指的公敌。后来,就连任何一种非主流性行为也被紧紧地捆绑在艾滋病的身上。这样一来,艾滋病就被变成传统势力整肃性道德的最后武器。

这一招应该说是非常巧妙。它相当成功地掩盖了3个基本事实:首先,性,无论发生在什么样的人际关系之中,本身都不会传播艾滋病,只有不安全的性行为才会。其次,无论在什么样的性关系中,发生“高危性行为”的少数人,都不能代表所有人。第三,性,其实不应该去改变,要改变的仅仅是采取安全措施。

性“被敌人”的另外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恶果化”,就是大肆宣传:任何一种非传统和非主流的性,都必然会带来种种恶果。君不见,在主流传媒中,千奇百怪的悲剧全都是“不道德的性”带来的,包括失落、痛苦、嫉妒、仇恨、暴虐、毁灭等等。尤其是,一旦同性恋和性工作出了点麻烦,哈,主流舆论恨不得“喜大普奔”(喜出望外、大快人心、普天同庆、奔走相告),就像主子真的赏了钱一样。

但是这一招却不够巧妙。从思想上来说,这只不过是“因果报应”的陈旧幻觉,根本无法抵挡求新求异的时代潮流。从现实效果来说,它充其量也只能威慑那些其实肯定一辈子老老实实的人们;根本无法阻挡那些甘愿“自讨苦吃”的新锐者。

说到底,上述这两种“性的被敌人化”之所以能够在21世纪的中国甚嚣尘上,其实并不是因为传统势力多么高明,而是因为它所依托的社会制度依然幻想着坚持“性本身就是敌人”的文化糟粕。它虽然不可能再挑战中国人在“私领域”中对于“性”的表达、思考和交流;但是却因此在社会层面上更加张牙舞爪。所以,最近为什么要“清网”,它懂,我懂,你懂,大家都懂。

(原题:性的“被敌人化” 特约专栏,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本文不代表本网观点。)

潘绥铭
潘绥铭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终身致力于运用社会学的视角、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的性现象、性文化与性问题;曾被媒体誉为“中国性学第一人”、“性学教父”、“麻辣教授”。

扫码分享给微信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