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帝国主义流氓"到"厦门白求恩"：传教士再评价

历史的书写是个浩大的国家工程，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通过对历史的定调，国家掌控了人们的社会记忆。经过学校教导，这种历史就被接受为真实发生的客观事实。历史的重新修改是个更为艰难的过程，但也并非不能实现。

西方传教士曾一度广泛参与到中国的教育、医疗、传播、艺术等领域，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但在中国的主流历史叙事中，西方传教士一度被理解为“帝国主义走狗”。历史教科书上对西方传教士的评价往往过于单一，避而不谈他们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做出的重大贡献。

作为半殖民地历史背景下传入中国的“洋教”，中国政府对于基督教（专指新教）和天主教的政策受到历史上殖民问题和外交关系的影响。相应地，与西方传教士相关联的“洋教”身份又把基督教、天主教和历次民族主义的政治风潮捆绑在一起，使其成为不同时期民族主义者攻击的目标。即便现在，中国政府也担心国际势力借助基督教、天主教冲击政权，或藉此实现所谓和平演变。作为一个标榜无神论的政党，虽说现在愿意“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但要说完全包容，时机远未出现。但同时出于实用主义，利用宗教服务经济发展与官员政绩却又不乏先例。

很多厦门本地人都知道郁约翰医生(Dr. John A. Otte)。他1861年出生于荷兰，十岁时随父母移居美国，后进入霍普学院(Hope College)学习，最终于密西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获得医生从业资格。他于1888年受美国归正会派遣来到厦门，1889年初被派到漳州平和小溪建立“尼尔保赤医院”(Neerbosh Hospital)。1898年4月，厦门第一所正规西医院“救世医院”（Hope Hospital）在鼓浪屿的河仔下正式建立，郁约翰出任院长。郁约翰认为学生可以用自己所学为自己的人民服务。为此，他致力于本地医学人才的培养。1910年春，闽南鼠疫流行，很多人染病暴死。郁约翰医生因救治病患时感染肺鼠疫在厦门鼓浪屿去世，被安葬于鼓浪屿“番仔公墓”，享年49岁。据统计，在救世医院开办的头12年（1898-1910）中，共收治17000多名住院病人，135000多名门诊病人，做了7500多例手术。救世医院对穷人有特殊关照，门诊病人只须付3分钱买一支标有号码的竹卡，就可以获得免费诊治，并且可以重复使用。

50年代后，抗美援朝引发了全国性的控诉美国运动，凡是和美国扯上边的都难脱干系。传教士自然成为了民族主义攻击的靶子。1963年，当地文史资料上刊登了一篇文章，罗列了郁约翰生前压榨百姓、欺凌弱小、猥亵妇女等罪状，批判其是“骑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流氓”。当我拿着这篇文章请教当地老人时，他们大多不予认可。毛时代诸如此类莫须有的批判比比皆是，并不新鲜。更讽刺的是，撰文者正是当年与政府合作最为积极的牧师。

2010年4月的一个上午，阳光明媚，鼓浪屿救世医院遗址前举办了一场追思会，主题正是纪念郁约翰医生逝世100周年。一位退休的文化局长上台发言，主题为“要勇于为被抹黑的人翻白”，主张重新评价郁约翰对厦门做出的贡献。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厦门白求恩”这个说法。因为毛泽东的一篇纪念文章，并且强制性地全民阅读，白求恩这个名字家喻户晓。但也有人反对这个提法，理由是郁约翰的精神完全不需要白求恩来衬托。白求恩还只是为一党服务，并未跳出政治边界，郁约翰才是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代表。他的眼中只有病人，而无国籍、阶级、政党之别。但无论如何，白求恩的大名更能让民众在短时间内记住郁约翰的名字。

这样一场公开的为传教士举办的追思会在中国并不多见。组织者是一个完全的民间社群，没有政府登记，没有组织架构，没有专门的经费来源。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文化与历史使命，就是保护和发扬鼓浪屿文化。然而组织这样一场活动难度很大，想要获得政府许可是问题的关键。这恰好有一个契机，厦门市政府决定整改鼓浪屿，进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已成为中国的一种流行。地方政府的这般考虑大多是为了提高知名度，吸引游客，发展旅游业，当然才能提高自己的政绩。

厦门在鸦片战争后被迫开放，外国人接踵而至，西方文化、宗教、产品被裹挟而至。鼓浪屿吸引了大批外国人居住，并被迫开放为“公共租界”，先后建立了十几个国家的领事机构。鼓浪屿申遗的五十多个个核心要素中，超过三十与所谓的“西方列强”有关，十个以上和基督教及天主教有关。在当地的保守者看来，拿鼓浪屿申遗等于变相认可“帝国主义遗留”，是扬列强威风，灭我中华志气。但地方大员拍板定下来的方案，纵是反对也是枉然。在鼓浪屿申遗的文本中，“帝国主义”字眼被统统替换，而所谓的“公共租界”则被描绘成“汇聚了多元文化的国家居住型社区”。一个原本在历史教科书中被描绘成民族耻辱的小岛，摇身一变，成了具有正面意义的多元文化聚集地。西方教会遗留下来的教堂和医院建筑统统成了重点文物，成为申遗的核心要素。硬件有了，软件当然也不能缺少。郁约翰的追思会，自然地就成为了这个软体文化。一个实用主义的政府就这样默许了对传教士的纪念，以及对他的重新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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