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众“教门”是怎样炼成的？

山东招远血案令此前并不为人熟知的“全能神教”走进了大众的视线。实际上，除了这一犯下劣迹的异端之外，古今中外还有种种其他小众“教门”。那么，小众“教门”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早在1979年，贝勒大学宗教研究所教授罗德尼·斯达克（Rodney Stark）便对小众教派（cult）这一现象做了研究，并认为其产生机制可以分成三种：精神病理学式（psychopathology model）、创业式（entrepreneural model）、亚文化演变式（sub-culture evolution model）。在这三种模式中，都有必不可少的两种要素：一种虚无缥缈却有一定可信度的“好处”，以及带动“信教就有好处”这种信念在社会上流通的人群。

要炼成一个“教门”，需要分两步：首先，一种新的宗教信仰需要被“发明”出来；其次，这种新的信仰需要被一群人所接受。无论信仰怎么新颖，只有一个人信它，是不能够形成“教门”的，所以，要理解“教门”的形成机制，就必须理解“教主”们是如何传播他们的信仰的。在Stark教授看来，教门的形成，其实就是教主们发明新的信仰，并将其传播给大众，用来交换“补偿品”的社会过程。

这种“交换补偿品”机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人类从根本上是趋利避害的生物。在不停付出代价换取奖励的过程中，我们建立了人和人之间的交换机制——因为有些奖励资源稀少，必须来自他人。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奖励都是有价的：人都乐意相信永生是至高无上的奖励，但大家不知道永生可以用什么代价来换。在这些虚无缥缈的奖励面前，人们发明了“补偿品”机制——一系列可以代替即时奖励的行动和信仰。虽然买不到后悔药，但信教可以洗刷原罪；尽管世上没有长生丹，但信教便可得永生……从某种意义上，“补偿品”就是欠条，而这些欠条只有在深信不疑的前提下才有效。而且，小众“教门”所打的欠条，往往融合了外来宗教和文化的元素，是本土居民们闻所未闻的，这便使它们看上去更具有吸引力。

是疯子还是神喻？精神病理学式的“教门”炼成法

许多人类学家和民族心理学家（ethnopsychiatrists）常用精神病理学机制来解释小众教门形成的过程。其解释的机制有多种变种，但大体离不开以下几种主要的思想：

1. 小众“教门”是一种针对个人或者社会危机的文化应对方式。
2. 新“教门”往往由患有精神病，或有精神病史的个人发起。
3. 这些个人往往在病发时得到所谓的“神喻”。
4. 所谓“神喻”，其实是这些个人在病发时发明的一系列“补偿品”，往往针对其个人的需要。
5. 其个人的病情使他对此深信不疑：或许是因为他的幻觉恰好和现实相符，或许是因为他迫切需要一种代替奖励的补偿品。
6. 倘若此人所遇到的个人和社会问题恰好在社会上引起共鸣，那么他得到的“神喻”（他个人发明的“补偿品”）就会得到广泛传播。
7. 所以，小众的“教门”往往随着社会问题的崛起而崛起。
8. 假如这个“教门”得到了一批教徒，那么“教主”的精神病反而会因此而治愈，或者部分治愈，因为外界的肯定使他自创的“补偿品”变成了真正的奖励。

这种精神病理学说的基础来自于传统精神分析法，其大意是魔法和宗教皆是对现状不满或幻觉的精神投射。不过，这种分析法并不认为小众教门就一定是错误的，或者是邪教。它意在研究的是：个人如何发明小众观点，并将其广而传播的。从许多“教主”的个人传记来看，有精神障碍影子的并不少：创立了奥奈达团契（Oneida Community）的John Noyes就经常在自我“完美”和自我痛恨的状态中来回不定，是典型的躁郁症。科学教（Scientology，又名山达基）的创始人L. Ron Hubbard因为宣称并坚信自己创教的伟大程度“和人类发明火相同，而比人类发明轮子更甚”，因此被心理学家怀疑为经典偏执妄想症。这些幻觉若非精神病所致，则是因为吸毒或接触致幻物所致：创立了The Love Family的Love Israel便坦然承认自己曾在吸食致幻物后，看到了自己和另外一人合二为一的状态，而这个人成了他后来最忠诚的追随者。

如果说精神病、致幻物是对这种现象最简单的解释，那么，还有一种更微妙的心理机制值得我们关注。有些时候，这些“先驱教主”们并没有精神病，也没有受毒品影响，仅仅是遇到了严重的个人危机，比如因为某些事情而自尊心大受打击。他们终日陷在自己的问题里，逐渐脱离社会，甚至可能远离城市而躲入荒野。在缺少外界刺激的情况下，他们可能会因为极度的自我感官剥夺（不吃不喝，在黑暗中长居等等）而产生幻觉。这种由于感官剥夺产生的幻觉可能在任何一个精神健康的人身上发生，而这种如梦境般的幻觉便被当成了“神喻”。倘若这些人可以说服他人接受自己的幻觉，那么他便成功化身为了一教之主，而他们破碎的自尊和自信也可以被再次找回；假如失败，他们便可能彻底成为精神病患者。

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小众教义都是疯狂的，或者邪恶的。这种分析法的着重点在于，这些教主其实是“意义经济”（economy of meaning）的参与者。在人类不停寻求宇宙和人生终极意义的旅途上，现实是如此苍白而无力，那么这些包含感情，似是而非，近乎艺术解析的“病理想法”得到追捧和支持，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

学成出师、白手起家：创业式的“教门”炼成法

和病理式的教主们不同，那些创业式的教主们发明的“补偿品”机制并不是先针对他们个人然后传播于大众的，而在一开始便是为了大众而创造的。这些“教门”的中心思想，和运营一门生意其实相差不太远：

1. “教门”和公司一样，目的是朝顾客贩卖商品。
2. “教门”所卖的商品便是人们想而不可得的“奖励”的“补偿品”，或者新发明一种，或者给旧的主意换上一件新马甲。
3. 所以，要想“教门”生意兴隆，便需要有源源不断新的补偿品。而这些补偿品的生产和贩卖，都通过创业人来完成。
4. 这些创业人是被其中的利益所吸引而来的，因为他们可以用这些补偿品（教义）来得到对自己有好处的奖励（募捐来的金钱，得到支持而膨胀的自尊心等）。
5. 成功的创业者需要技术和耐心，所以他们往往在其他教门有过“工作经验”，然后自立门户。
6. 失败的“补偿（商）品”各不相同，而成功的“补偿（商）品”都差不多。所以，小众“教门”的教义往往看起来似成相识，连教主也是一代一代从母教脱离，另起炉灶而去的。
7. 特立独行的“补偿品”或教义不是不行，但创业人会小心地观察市场反应，从而决定是否要在这种补偿品上进行精力或者金钱的投资。

创业型的“教门”往往充满了隐蔽性。我们对此了解不多，但被公开的情况已经惊人的。Arthur Bell的人类团结教（Mankind United）在1934-44年间收到了四百万美元的捐助。在1956-59年短短四年间，科学教光是在华盛顿的分会便收到将近75万美元。哪怕是一些更小众的教门，也有月入十万美元的例子，更别说那些不能用金钱衡量的好处了：这些教主利用自己在教徒心目中崇高的形象而骗取女性青睐的案例数不胜数。就像商人会通过商品的欢迎度而肯定自己商品的价值一样，许多教主会因为教徒的狂热而对自己贩卖的教义深信不疑。

更有趣的是，研究小众教门的学者们发现，这种学成出师、白手起家的模式，和大学毕业创业的模式有许多相似之处。就如麻省理工是科技创业者的天堂一般，科学教是小众教门的天堂：根据其教义修改分支而出的教门林林总总竟有百种之多。他们吸取母教成功的经验，改造母教不足的地方，并争先恐后冲向人们精神匮乏的市场。

一群人的狂欢：从亚文化演变而来的“教门”炼成法

和前两种情况不同，从亚文化演变来的小众“教门”往往不是源于一人之力，而是来自人和人之间的互相影响。这种演变模式的重要处在于：或许小众“教门”并不需要权威教主来创建，而是可以一步一步自成型。这种模式可以这么解释：

1. 亚文化“教门”是一种新兴的社会形式，必须有一群人在其中紧密地联系着。
2. 这些人往往已经对密宗（occult）、小众教门等概念熟悉，但不一定来自已有的教门。
3. 这些教门亚文化的起源，来自于一群人试图集体寻求“奖励”，以及他们的失败。
4. 在寻找终极奖励（比如永生）的过程中，他们可能互相交换低级的奖励，或者个人金钱和物品。
5. 当他们寻求的终极奖励无法得到时，他们不得不转而自己发明，或寻求补偿。
6. 倘若这种寻找和交换补偿品和低级奖励的过程成功，一个新的小众教门就自主自发地产生了。

在有些学者看来，人类所做的一切，不外是不停地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当一群人联合起来想要解决一个宇宙难题（如何永生）的时候，小众教门便有了生长的土壤。在教门中人互称兄弟姐妹，关系增强的同时，教徒们和其原本社会关系的联系便弱了（哪怕是自己的家庭）。和外界的联系越是弱，教徒们和此教的依赖便越强，这便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俗话说，走火入魔。

尽管这三种教门炼成模式各有各的特色，但它们在现实中往往是以混合模式出现的。一个曾经患有精神障碍的“教主”，在清醒的状态下会用创业者的模式来传播自己得到的“神喻”；倘若教徒遇到信仰危机，则可能再次令自己产生幻觉，以得到更多的“神喻”。而假如一个社群里有多人产生类似的幻觉或超现实的理解，便产生了亚文化，进而互相影响演变成“教门”，然后不得不通过创业者的模式来吸取新教徒，以维持运作。

归根结底，小众“教门”之所以能够得到支持，或许还是因为人类与生俱来的求知欲，以及不安全感。我们来自何处？去向何方？这些关于生命和宇宙终极问题的答案，真的只是“42”吗？小众“教门”所对准的，其实正是我们恐惧未知、渴望公平奖励的软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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