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红包

网上红包:腐败进入数字化新时代?

(荷兰在线特约专稿)香港《南华早报》网站2月4日报道,在中国的农历新年假期中,北京市中小学心理咨询中心的工作人员一直在忙着安慰中国官员的子女们。在中央发起反腐运动之际,这些孩子因从父母同事那里收到的红包数量很少而感到难过。

但行贿受贿的市场需求还在,于是腐败有了新的变体:互联网。

其中微信红包把腐败从线下一股脑地引流到了线上的互联网世界。而且这种腐败更为隐秘。比如我可以包一个微信红包,定向发给某个人,对方可以点击收红包,过几天这笔钱会通过腾讯支付工具财付通的账户,打入收红包人的账户。

所以,通过微信红包行贿受贿,最终体现在资金上的来往,不是行贿者和受贿者之间的账户资金来往,而是腾讯和受贿者之间的资金来往。也就是说,腾讯财付通扮演了行贿者和受贿者之间“掮客”的角色。

不知你发现没有,马年春节期间,你收到的或者发出去的拜年短信、微信和电话少了很多。因为大家都在忙着抢红包。

马年春节,无数中国人在微信平台上整宿整宿的等着抢红包。这是一种基于微信平台的一种电子红包。通过绑定银行卡,你可以在微信上给好友发红包,也可以收红包。

每年春节等重大传统节日,都是中国人送礼收礼的重要日子。名贵烟酒和现金红包是重要的礼品。

2013年,中央反腐败力度前所未有之大,军队禁酒,公务员禁烟,使得烟酒作为节日礼品变得不太合时宜。

而且禁烟禁酒的反腐败行为让酒厂烟厂生意受到影响,烟酒的价格下降的很厉害,导致烟酒价格下跌得很厉害。再送烟酒显示不出贵重。因此,节日礼品市场最好的礼物就剩下现金了。

但当今反腐败高压线布置的很低,收现金的风险很大。往年春节等节日,行贿受贿行为往往通过压岁钱的外衣,给官员的子女塞巨额现金红包的手段开展。在反腐败高压线下,官二代们不敢再要红包。

但腐败的需求还在,行贿受贿的需求还在。于是,当电子红包出现时候,很快成为腐败的新工具。腐败进入数字化的新时代。

电子红包的出现,首先我们应该看做是互联网的一种创新。只不过这种创新,正被一些腐败份子所利用。但不能一棍子将电子红包打死。实际上,电子红包的出现有很好的一面,比如环保。据香港《南华早报》援引一项最新的调查结果称,香港人去年一年亲朋好友之间交换了3.2亿个新红包,相当于砍伐16300棵大树。

这几年,中国互联网高速发展。科技真的开始改变生活。但互联网和科技带来的“外部性”问题也层出不穷。比如,中国网上商城的卖家提供了许多创造性的方法来规避送礼禁令:那些希望讨好政府官员的人可以送礼品册,而非实际礼物。收礼的人可以宣称收到了一本“书”,却可以通过这本“书”进行网络订购,收到相机、香烟或者高档酒等商品。

还有一些行贿者,会主动购买一些数额巨大的购物卡或者消费卡,把卡刮开密码之后,用手机拍照发送给受贿者。受贿者拿着这些卡,就可以在电子商务网站上消费购买各种产品。两人不用见面,通过互联网就完成了利益输送。

我想说的是,我们不能因为腐败出现在互联网上,不能因为科技成为腐败的工具,就否认互联网和科技。相反,正是互联网是开放、自由、创新的代名词,科技的进步更是让信息的自由流动更加便捷,让思想的交流、表达和传播更加自由。

红包是中国人传统佳节的一种礼仪。我们不反对发红包和收红包。但我们也想提醒相关腐败监管部门,应该注意到电子红包背后的“数字化”腐败新时代的问题。

(特约专稿,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本文不代表本网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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