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红娟到珠峰考察气候变化

从低国到珠峰:环保女侠访谈录

2013年秋天,陈红娟舍下八岁的女儿,自筹资金从荷兰飞往中国,追随老同事踏上西藏这片神奇土地,去考察气候变化给青藏高原带来的实地影响。一周内她辗转两次出入珠峰大本营,遇上罕见的雪灾并救助了被围困在雪中的13名国际游客。当女侠的图文从网路传到荷兰,人们在赞叹她的勇气的同时,不禁要问这样折腾值得吗?是什么给了这个有家有口,三十多岁的母亲那么大的闯劲?以下是荷兰在线对这位资深环保人士的专访。

从海平面以下的低洼之国到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环保人陈红娟和她的好伙伴钟峪在2013年骑行上千公里的滇藏路,沿途考察气候与环境。一路有雪有累有笑有歌更有奇迹。最近她们应国内单车电影节邀请,亲自操刀制作了记录片《冰川骑迹》。其中有出师摔倒、冰川消融、雪灾救援等实情记录,以此呼吁大家关注气候变化,开展低碳环保行动。为了她们的勇气和满满的正能量,请投52号《冰川骑迹》一票!最佳人气奖投票地址:

钟峪《冰川骑迹》——2014第三届Biketo单车电影节
 

荷兰在线:2013年网路流传着四大俗:城里开咖啡馆、辞职去西藏、丽江开客栈、骑行318。你不是一个追求潮流的俗人,怎么会想到去骑行318国道——滇藏公路呢?

陈红娟:这次碰巧当了回俗人。 其实进藏的想法八年前就有。当时我在北京某国际环保机构工作,负责气候变化和新能源项目。我花了半年时间写了气候变化项目战略,实施前发现自己意外怀孕了。四个月孕期时,我顶着小肚子去兰州出差,确定跟寒旱所合作黄河源项目,但接下来的珠峰气候变化项目已经赶不上我肚子增大的速度了。因此我奉子成婚,退隐江湖,洗手作羹汤,到珠峰考察气候变化也成了未了的心愿。我在这个环保机构有个老同事钟峪,她是中国有记录在案的第一个女子登山运动爱好者。2006-07她连续两年接手我的队伍,在珠峰做气候变化冰川消融的考察,其中一幅冰川对比图还被挂在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办公室里。去年她辞职离开雾霾的北京,突发奇想以骑行方式去珠峰。正好那时我在荷兰设立的气候基金非常需要到青藏高原做实地考察,因此我们一拍即合。有句话说“有些事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了”。我考虑到孩子已经八岁,可以暂时离开母亲一段时间了,于是我咬咬牙离开家两个月,远赴中国大西南去实现八年前的梦想。

 

荷兰在线:骑行成功吗?考察期间遇到过什么挫折?

陈红娟:一个月上千公里的骑行和沿途考察相当成功,没有摔跤没有高原反应。挫折感倒不是在骑行期间,而是在做准备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去体验生活的文艺青年也不是显摆肌肉的女汉子,而是去做实地社科调查的环保人,因此我们需要赞助。拉赞助比我想像的要困难,我们的目标并不高,只需五千欧元来担负两人所有成本,结果只有一家荷兰公司捐助了两套衣服和另外一位荷兰朋友免费指导专业高原骑行。我写了无数正式建议书都没有拿到任何基金的一毛钱赞助。
 

陈红娟骑行青藏高原

荷兰在线:听说你们在珠峰上的雪灾里解救了不少游客,是怎么一回事?

陈红娟:那场5200米海拔珠峰大本营发生的暴雪真是意外。我们第一次上珠峰大本营后回到拉萨,已经将自行车打包,预定好机票。我准备回老家照顾老妈动白内障手术。没想到某机构突然来电,请我们两人当志愿者,从世界第三极声援北俄罗斯扣押的北极30卫士。于是我们披星戴月风雪交加,连夜赶回珠峰大本营,当时已经白雪弥漫寻珠峰不见。第二天清早听说有四顶帐篷被大雪压垮,近处又见雪崩。我们带了随身wifi可以查到大雪来源,钟峪是高原专家,我又学过国际人道主义援助,两个紧急救护医药包一路带着以防万一。我们和当地武警一起探访受困游客,给氧气瓶和心理安慰,通过微博报平安,Skype联系一美国律师通知十三个国际游客的七国使馆。深夜下撤到四公里下的绒布寺宾馆,澳大利亚游客Susan高原反应和高血压并发,新加坡的女生已经脸色发紫开始咳嗽,可能引起肺水肿。我担心如果她们不尽快撤退到三千多米海拔下,可能有生命危险。因此深夜我不停在空手而来的地区医生、患者、旅馆老板、救援官兵和地区负责人之间交流,跟医生一起确诊后把我身边带的阿司匹林给患者,带去热水面条降压安慰,并把唯一能用的自己手机给他们家人报平安。第二天一早确定把他们送上第一辆四轮驱动车下山我才大致放下心来。后来也有短信互动知道她们去医院体检,随后从樟木去尼泊尔,高山症状消失,这时我才完全放心。感觉自己就像个妈妈,为别人操心。

 

荷兰在线:有没有人说过你太折腾?像你这样三十多岁,有家有口,还在追求这种“刺激”的女性似乎很少见了。

陈红娟:骑行路上一次午餐期间,某个开吉普车的北京爷们看到我手上的戒指就问我有没有孩子,我回答有。他立即对我破口大骂“你不负责任!”我回答“我老公赞成,关你何事?”估计也有些亲友嘴上不说,心里也这么想的。我这不是在追求刺激,我这十几年来一直在环保和人文的道路上工作,未来也会在这方向继续前行。亚洲人在国外创立气候变化环保机构的还没有,我不在意做那个第一个折腾的人。这个开拓意识可能来源于我妈妈,她在敬老院工作的时候一个人开拓了附近很多荒地,保证孤寡老人的蔬菜能自给自足。我的工作能帮助像Susan那样无数个陌生人,甚至创造出一些新的绿色工作岗位,我觉得问心无愧,老了也不后悔。

 

荷兰在线:你生活在荷兰。我们都知道,事业女性在荷兰不如在中国来得幸运,因为这里没有老人帮你带孩子,保姆极其昂贵,又要做事,又要养子,等于双份工作。你是怎么把两份工作都做下来的,而且还能抽出整整两个月去西藏的呢?

陈红娟:我一直在尽量平衡家庭和工作。新能源政策咨询的业务以纸上谈兵为主,气候变化项目就需要出差会议考察什么的。因志同道合,我才跟我的丈夫成家。其实我在帮自己实现梦想的同时也在帮他实现他的梦想。譬如他一直未能进入该国际环保机构,而我是唯一在该机构的中国分部和国际总部都工作过的中国人。他知道我定居荷兰放弃了国内更好的职业机会,他也非常理解我去青藏高原考察的愿望,因此主动一人带孩子两个月兼每周工作四天。两个月外出考察的时间对于孩子而言应该非常漫长,我女儿想念得都在微信视频中大哭还说吃的不好。以后我不会再出门这么长时间了。
 

荷兰在线:能否描述一下你当前在忙的事情,以及对将来的展望?

陈红娟:目前我在忙新能源的碳指标交易,然而欧洲碳市低迷,全球节能减排不得力。我也正处于职业道路转折点,在寻找新的发展空间,比如准备帮国内外环保机构做众筹。我一直在环保潮流中学习游泳,从十几年前被人误以为受西方思想洗脑而喊“狼来的”的海龟,到今天算作气候变化、新能源和污染防治方面的“砖家”,其实我还是我自己,带着希望继续前行才能对环境有所改善吧。

 

 

 

岳韬
岳韬

岳韬,知名作家、跨文化培训专家。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和阿姆斯特丹大学,当过记者、编辑,现从事商务培训和写作。频繁在中英文报刊和网络上发表作品,于2012年出版长篇小说《红蟋蟀》,荷兰文版Schemering boven Shanghai于2015年1月推出,英文版Shanghai Blue将于2015年秋面世。岳韬目前正在创作第二部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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