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残博士摆地摊，社会歧视何时休?

（荷兰在线专稿）作为人文精神的护卫者，大学理应怀有宽容之心，倡导公平理念。当大学在招聘中歧视残疾人时，我们又岂敢奢望社会歧视的消除。厦门大学博士摆地摊，正是对社会性歧视的一种无奈回应。非制度性的途径只能解决极少数人的需要，若非从制度上加以保证，我们就不能真正消除社会歧视。

福州的街道上，一名摆地摊卖挂饰的小伙子引起了路人的关注。他身材瘦小，有些驼背，身边摆放着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证书。《海峡都市报》报道了他的经历，并迅速引起关注。看到报道时，笔者第一眼就认出了他——我在厦门大学读书时的同学。摊主姓黄，福建宁德人，先天性脊柱侧弯，先在漳州师范学院获得学士学位，后于厦门大学获得社会学硕士和社会保障学博士学位。自去年下半年起，小黄开始四处寻找工作，从今年6月获得博士学位的5个月里，先后面试了十数家高校，却屡屡碰壁。

小黄的求职主要是高校。国内大学招聘一般有几点要求：名牌大学的博士学位，一定数量的核心期刊论文，研究方向相符。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说的话，小黄的学术资历应该超出他同年毕业的厦大同系同学。但当他和同学一同去应聘时，其他同学很容易获得试讲机会，进而获得工作职位，他却被拒之门外。校方收到他的简历，先是满意，但当面试他本人时，往往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小黄曾跟我提起过几次很不愉快的经历，并给我读了他收到的回复。广东某大学的院长在拒绝他的求职后，给他回了一封邮件：“说实话，对于高校来说，只要是人才，我们就应该纳入应聘程序，不应该有任何歧视和偏见。但作为机构和组织的运作，有时超越于个人的意愿。我们从上学期到这学期，也有两位身体上稍有残疾者来应聘。我们审核后一如既往给予面试机会。但报到学校，基本没有消息。估计很难批准。已经拖了半年了。因为前面有类似情况，估计你来，即使通过我们面试，学校这一关也难通过。”如果说该院长的回复还算“客气”的话，福建某高校院长的回复就满是赤裸裸的侮辱了：“招你这种人，就会让人以为我们学校招不到别人了。”后面这位院长的回复隐含了这样一个意思：身体残疾的人比“正常人”低一等，是给学校抹黑的，只要有“正常人”应聘，就绝不能招残疾人进来。有过几次类似经历后，小黄没有放弃，而是很诚实地在求职信中写明自己的先天性身体问题，求职申请无一成功。

在厦大读书时，我就深知小黄生活不易，更知其奋斗之艰难。从小遭受歧视，他没有放弃自己的学业，而是选择在教育这条路上走得更远。对于没钱、没背景的农村孩子来说，能够获得教育机会，改变命运已实属不易。而对于身有先天残疾的年轻人来说，想要走出命运的魔咒更是难上加难。小黄和他的父母都明白一点：拥有一个好的教育背景，找到一个好的工作单位，意味着一个更有保障的生活，才能支撑他长久的生活。不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城乡、单位之间进行了不均衡的分配。简单说，城里人比农村人享受更好的社会保障，有编制的职工（如机关、事业单位的“正式工”）要比非编制人员享有更稳定的医疗、住房、养老等保障。小黄手无缚鸡之力，不适合从事体力或其他高压工作，高校的教学研究工作则较为合适。对于以后可能出现的医疗需求，编制内工作所能提供的保障对他意义重大。从这点来说，小黄走学术之路，希冀高校工作，是一条优化之选。当他为之奋斗二十余年的梦想破灭之时，小黄的心情可想而知。

小黄的博士研究领域是社会保障学。这似乎又是一个对现实的拷问：社会保障研究能否真的“有用”？为何社会保障的研究者连自己的权益都无法保证？当社会保障学和公共管理学的教授们在讲台上侃侃而谈时，他们是否思考过真正推进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在自己学生遭遇歧视时，教授们姑且不为所动，我们又怎能寄希望于他们对更广大民众的关怀？知识分子的济民情怀又体现在何处？社会科学者应该认真思考自己真正的使命，若没有一颗关心民众的心，那他的研究就真的没有意义可谈了。

中国社会的歧视素来严重，对贫穷者、对女性、对残疾人，对同性恋者，不一而足。但让我完全不能接受的是大学对求职者的歧视。作为人文精神的护卫者，大学理应怀有宽容之心，倡导公平理念。当大学在招聘中歧视残疾人时，我们又岂敢奢望社会歧视的消除。

关于小黄的报道一经发布后，很快就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有很多单位愿意为他提供就业机会。小黄只是千千万万残疾人中的一个，能引起关注主要是出于他厦门大学博士的身份，以及媒体的广泛报道。我们周围还有千千万万的残疾人需要帮助，却没有几人能够引起关注。如果小黄的问题可以解决，我内心深感欣慰，为我苦难的同学表示祝福。然而这种非制度性的途径只能解决极少数人的需要，若非从制度上加以保证，我们就不能希冀社会歧视的真正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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