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抑郁症患者的生死劫

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医学博士钱晓晓，2011年开通微博（@晓晓钱），为中国抑郁症患者答疑解惑。两年多来，很多束手无策的网友通过微博向她求助，她总是很耐心地解答各种提问，必要时还要发动一切资源救人于危急。有网友盛赞她的义举，钱晓晓却总是说：能帮助更多人，何乐而不为？

在收获赞扬的同时，钱晓晓更多的是担心。中国抑郁症发病率近年不断上升，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抑郁症患者的就诊率畸低，防治抑郁症的国家政策也相对滞后，更不用提民间对于抑郁症长期存在的误解和非议。对于这些，钱晓晓有话要说。

案例：抑郁症患者不是疯子或杀人犯
提起抑郁症，我们总是很容易就联想到一些经常见于报端的自杀和杀人案件。荷兰在线记者在搜集大量资料后发现，近年来，中国媒体有关抑郁症患者自杀和杀人案件报道的数量激增。其中比较知名的案例包括：2005年广州房地产大亨马豪捂死妻女后割腕自杀案、2009年湖南大学海归博士南方圆跳江自杀案和浙江大学海归博士涂序新跳楼自杀案等。

2013年以来，媒体又接连曝出浙江江山市委办官员周遐清自杀、沈阳三位老人跳楼自杀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许家林被杀等案件，而最近发生的一起是在9月7日，无锡一抑郁症患者因为“若共同赴死，生前为夫妻，死后亦为夫妻”的电视台词勒死丈夫后自杀。

猎奇是媒体的本性，这本无可厚非。但在钱晓晓看来，媒体对于上述这些案件的过分渲染和炒作，有将抑郁症患者污名化的嫌疑，以至于外界往往将抑郁症患者等同于疯子或杀人犯，抑郁症也被渲染成可怕的不治之症。

“抑郁症和自杀有一定的联系，但迄今没有任何科学证据能够证明抑郁症一定会带来自杀或杀人的严重后果”，钱晓晓对记者表示：“一方面，我们需要通过媒体来提高民众对抑郁症的重视，但另一方面，媒体报道的案例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媒体不应仅关注个案结果，也应对这些人是否求过医问过药、是否曾接受过治疗等细节加以介绍，但目前大多数的情况是，记者对个案细节模糊化处理，对悲剧发生的根源不去深究，这种报道有可能会让民众对抑郁症和抑郁症患者产生误解。”

据有关资料显示，抑郁症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精神类疾病，发病人群不分年龄阶段和职业人群，具有患病的普遍性和轻易性。美国心理学会前主席马丁·塞利格曼曾将抑郁症称为精神学中的“感冒”，是每个人都可能得的疾病，它不说明患者心胸狭窄，更不能说明患者品质低劣或意志薄弱，抑郁症只是一种普通的疾病。

尽管如此，近年来中国乃至全球有关抑郁症的调查结果仍然令人触目惊心。钱晓晓介绍，据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的有关统计显示，中国约有2600万抑郁症患者。从全球范围看，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保守估计，人群中抑郁症的患病率为3%，抑郁症已成为世界第四大导致死亡的疾病。“美国抑郁症患者的自杀率高达60%，中国自杀率为40%，这一数字之所以看上去很高，是因为可能没有包括未就诊、未记录在案的人群。中国媒体称抑郁症患者的就诊率低于10%，但据我的推测，在中国山区和农村等不发达地区，就诊率可能更低”，钱晓晓对记者表示。

反思：防治抑郁症医保政策滞后
在抑郁症已成为世界公认的医学难题面前，政府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否已引起中国政府的足够重视呢？

钱晓晓向记者介绍，目前全球常见的抑郁症疗法包括四种，即药物治疗、心理治疗、外科治疗和新兴的行为认知学疗法，前三种在中国较为普遍，最后一种尚属欧美等国的科学前沿领域，在中国的普及率相对较低。目前中国医学界普遍采取药物和心理结合治疗的方法，使抑郁症患者得到更快、更好的康复。

然而，近年来，中国医保制度在从扩面到提质过程中艰难转型，当抑郁症患者选择结合治疗时，“看病难、看病贵”成为他们绕不开的心结。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北京某三甲医院主管药师对记者表示，目前中国各省市对于同种药物的医保政策不同，但均以《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为基础。北京是目前医保涵盖药物最多、报销比例相对较高的城市，普通用于抗抑郁症的“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药”纳入医保，属于医保乙类药物。医保甲类和乙类药物最直接的不同就是报销比例的区别，甲类药物报销比例在80%以上，而乙类药物则需患者先自付10%-20%，剩余再报销80%，而至于乙类药物何时能够升格为甲类则不得而知。“在外地很多地方，抗抑郁药即使纳入了医保也是报销比例很低的，没有北京这么高。如果患者有医保，治疗费用会少很多。没有工作也不一定没有医保，但需自己交满一定年限的社会保险金，至于会不会感到有经济上的压力，那就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该药师对记者说。

该药师还表示，考虑到中国医改现状，抗抑郁症药物可能在短期内难以成为基本医疗项目。中国近年来对抑郁症的研究和认识已发生了很多变化，一开始只强调精神方面的症状，现在也开始从生理症状着手治疗，无论是医院还是药企都有诸如走进社区普及精神卫生这方面的活动，这对于防治和认识抑郁症有很大帮助，医保政策反而显得相对滞后。“医保是国家政策，从它的制定过程就能看出我们能够做的其实不多，当然希望更多药物进入医保目录并提高报销比例，减轻患者经济负担。除此之外，对于抑郁症患者，合理使用药品才是最重要的，医生水平参差不齐，药师应把好处方的审核关，医疗上每个环节都可以做到使患者的利益最大化，就看怎么去做了。”

相比于抑郁症的药物治疗，心理治疗的现状则更不容乐观。据人民日报社主管的《人民文摘》7月报道，中国心理咨询这一新兴行业鱼龙混杂，心理咨询师“速成”现象严重，只需花几千元培训20天，就可考取人社部颁发的执业资格证书。除心理咨询机构从业资质不健全外，各种治疗项目名目繁多，收费昂贵，甚至发生过有心理咨询师运用“心理治疗”实施刑事犯罪的案例。

钱晓晓和该名药师对此表示认同，他们指出，中国心理咨询师职业门槛过低，“一考管终身”的现状导致业务水平参差不齐，国家和行业协会对于心理咨询师缺乏有效管理，行业标准和考核比较模糊。除此之外，抑郁症心理治疗属于自费项目，收费标准过高也令一些经济压力较大的患者望而止步。相比之下，欧美一些国家要求心理咨询师至少曾接受大学本科相关专业的学习，且必须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才能执业，“国内心理咨询行业乱象频发，导致不少患者信不过心理咨询师，认为聊天治不了病，这只会延误病情，甚至导致无法挽回的悲剧”，钱晓晓对记者表示。

歧视：“精神病”不该是句骂人的话
在防治抑郁症医保政策亟待调整之外，如何消除对抑郁症患者的社会歧视，是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另一道难题。

《中国改革》杂志副总编张进去年曾患抑郁症，他在康复后将自己与病魔抗争的心路写成文章，发在了他的个人博客中。他这样写道：“一个人，如果失去了愿望和情感，那就不再是人，而只是一具躯壳，是行尸走肉了。如果患病，要承认现实，面对现实。不要遮遮掩掩，羞于承认自己患有精神类疾病。”有网友对此评论道：“我患病已愈10几年，痛苦成为每天生活的一部分，外人的指指点点让我更加痛苦，抑郁症就像一场生死劫，我们谁都无法幸免。”

记者发现，近年来，抑郁症患者就业歧视案件屡屡曝光，其中影响较大的两起包括2007年袁毅鹏诉IBM案和2013年小雯（化名）诉首都航天机械公司案，两人均因为得抑郁症被公司解雇，前者维权五年自杀未遂，后者法院判决至今不明。

上述案例恐为冰山一角，据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教授胡德伟2007年在上海调研显示，18%的受访者在过去一年中失去过工作，6%的受访者调换过工作，40%的受访者虽能保留工作，但减少了工作量。

对此，钱晓晓认为，抑郁症歧视案件频发，和国人对精神疾病持有的传统观念有关。她表示，中国人骂人话中常有“精神病”和“神经病”的说法，精神疾病及障碍仍是一种文化上的忌讳。一方面，多数民众仍戴着有色眼镜看待抑郁症患者，而另一方面，则是抑郁症患者在这种歧视下自感羞耻，有意无意地躲避着正规且必要的治疗。“抑郁症患者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健康人看到的天是蓝色的，他们看到的却有可能是灰色的，很多人对抑郁症有误解，这是因为他们对抑郁症不了解，所以会产生偏见”，钱晓晓对记者说。

钱晓晓建议，消除抑郁症歧视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政府要加大对防治抑郁症的政策倾斜和科学普及，媒体不应只关注吸引点击率的自杀或杀人血案，而应该同时报道抑郁症康复患者的故事，向社会和公众传递正向能量，消除对抑郁症患者的污名化。“另外一个途径是要发动公众人物的力量，很多年前国人也是‘谈艾色变’，但濮存昕等人的代言使防艾理念深入人心，张国荣、崔永元等明星让大众知道了抑郁症的存在，但我们也需要有像濮存昕一样的明星勇敢站出来，为防治抑郁症代言。”

借鉴：英国企业内设精神辅导中心
欧美国家在防治抑郁症方面的先进经验具有借鉴意义。英国的一项科学调查表明，抑郁症是英国最常见的疾病，每十人中就有一人患抑郁症，发病率居欧洲首位，每年造成近百亿英镑经济损失，那么，英国是如何防治抑郁症的呢？

钱晓晓介绍，2009年英国曾发生过一起大学毕业生因找不到工作而抑郁自杀的案件，该案在英国本土引发了不小的反响，政府接着出台了一系列的防治抑郁症的措施。首先，英国政府强制要求每个大学、就业中心和用人单位设置精神辅导中心，委派有精神卫生专业学位的心理咨询师为求职人员和在职人员提供免费咨询服务，这不仅大大拓宽了抑郁症患者的求助渠道，而且避免了大规模的轻度抑郁症患者涌进医院，有效分流患者。

其次，英国科研机构发现，无住所人群和加班压力较大职业人群患抑郁症的几率相对较高，政府因此一方面不断完善社会福利制度，加快廉租房和救护所建设，另一方面则鼓励工作压力较大的用人单位如投资银行等定期聘请专家提供减压培训课程，政府为企业提供必要的减税优惠，以补偿公司聘请专家的日常支出。

最后，英国政府还大力提高就业率和居民经济收入，缓解经济衰退对民众精神层面的负面影响。除此之外，英国也非常注重防治抑郁症的资金投入，保证科研经费充足。“总之，防治抑郁症是一个涉及到方方面面的综合性、系统性的工程，政府应发挥主导性作用多措并举，切忌走入‘头痛治头足痛治足’的浅层治理模式”，钱晓晓最后对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