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人家的现世之惑：专访荷兰纪录片《独子》导演

自4月份以来，荷兰各大城市的多家影院陆续上映了的一部名为《独子》(The Only Son)的纪录片，从荷兰家庭对亚洲儿童的领养问题出发，关注喜马拉雅山南麓尼泊尔藏族人家的代间关系和现世困境。荷兰在线记者日前访问了该片的女导演西蒙卡•德容(Simonka de Jong)，探究她的影像表达。

“五年前我为佛教频道拍摄儿童纪录片，在寻找主角的过程中认识了被荷兰家庭收养的藏族女孩桑卓，她和养父母住在恩斯赫德。”德容向记者回忆起拍片初衷，说自己由此被桑卓远在尼泊尔的家庭故事和复杂的人物关系所吸引。

领养女孩的家庭故事
这个多子女的藏族人家中共有五个孩子。当时除了已经成家的大姐住在邻村之外，桑卓幼时不慎烧伤头部因而得到国际救援来到荷兰，其余两女一男三个孩子都在首都加德满都寄宿上学，空留一对父母守在至今不通电不通路的家乡劳作。“从2008年开始，我一直和桑卓保持联系，打算以她为中心拍一部纪录片。我申请到了一些研究资助，去了加德满都和她的弟妹们见面。”德容介绍说，“后来才发现弟弟贝玛有一个两难的处境。他因是家中独子，逐渐年迈的父母想让他回老家结婚生子，而他一心想去到外面更大的世界。”

德容于是决定将注意力转向贝玛和父母之间的“角力”和感情的发展。她得知贝玛来到荷兰上学，在拍摄了一些姐弟团聚、贝玛适应新环境的场景之后，决定带领摄制团队追随姐弟二人，再次飞赴尼泊尔，开始在大山里的远征，前往他们的家乡探望父母。这也是桑卓被领养之后首次返家。

长途跋涉的拍摄过程
从加德满都到桑卓和贝玛的家乡加让(Karang)，需要乘小型飞机之后骑马再走上十天的山路。“我们扛着2个发电机，带着3个月的食物，由当地向导领着，还请了一个藏语方言翻译随行。”虽然历经千辛，拍摄条件受限，但德容还是尽量创造条件做到不“摆拍”。

她举例说，一行人快要到达村子时，远远地看见一个小红点，知道那一定是姐弟俩的父亲前来迎接。为了抓到父女时隔多年的重逢场面，她赶忙准备好设备，让翻译先跑过去让父亲停住在原地等待。“不过他们的见面非常正式，让我有点失望，似乎没有什么感情的激荡，虽然离开的时候全家人都哭了……我想可能是藏人更倾向于压抑自己的情感吧。”德容感慨道。

两难的代间关系
在成片中可以看到，在一家人饭后喝着酥油茶，在苍茫的山头，在清晨劳作时，镜头记录了贝玛和父母之间似乎没有出路的长时间交谈。他的母亲隐忍而坚持，就是希望这个唯一的儿子能够留在家里。大特写捕捉到她高原日照下的黝黑干瘪的面孔和潮湿的眼眶。而贝玛也无法高兴起来，一方面向父母讲述电脑、音乐，和外面世界的一切新鲜事物，表达无法回到家乡生活的决心；一方面又内疚于无法照顾逐渐老去的双亲。

“父母送孩子们去城市里或国外的儿童中心接受教育，是他们深沉的爱之体现，但同时也意味着失去了他们，因为下一代再也回不去父辈祖辈的几近原始的简朴生活了。”德容说，她在片中不想给出任何自身的观点，只是想呈现跨越代沟有多困难和多么地不可能。

视角力求客观
纪录片《独子》出发于家庭议题，触及当代与传统、发展与原生之间的悖论，引发观众反思全球化的现实人文影响。记者就德容的“西方”身份进一步提问，她则强调自己尽量客观的视角呈现。“我也在思考，是否把这些儿童带到荷兰就一定是正确的？他们当然想念亲生父母，来荷之后的身份认同，如何融入本地社会等都是具有挑战的问题。”

片中一处细节甚是有趣。桑卓身在山里的家乡给远在荷兰的养母打电话，他们用荷兰语交谈，荷兰妈妈很担心女儿的健康，不断叮嘱她记得吃药，还祭出电影《喜马拉雅》中的翻船情节，嘱咐她经过湖的时候一定要系紧安全带不要落水，桑卓则似乎有些不耐烦地应答。生活化的对话一下子突出了两位母亲和两种文化之间的极大反差。

钟情家庭题材
《独子》在去年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IDFA)上首映，获最佳荷兰纪录片提名，之后已在加拿大Hot Docs电影节，以及新西兰、以色列、意大利等国展映。导演西蒙卡•德容在做导演之前曾是当代艺术策展人。她在2002年参加IDFA的导演工作坊，并获得奖金投拍关于自己东欧捷克裔母亲的纪录片《捷克圣诞节》。她钟情于家庭题材，说自己总是为家庭内部的爱，和家庭成员之间为爱的努力而感动。“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其实每个人都能从家庭故事里感受到什么，我希望由此去放大，放诸和关注普世议题。”她也希望有一天能拍一部剧情片，“但拍纪录片的过程中总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就好像是意外的收获，我很享受这样的工作状态。”

如今，片中的主人公贝玛跟着姐姐桑卓回到了荷兰，继续他的学习，也在创造着自己未来的生活，远在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父母未能如愿“靠儿养老”。德容和姐弟俩一直保有联系，关注着他们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