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利•曼佐：影片被禁不是最痛苦的事情

伊利•曼佐的名字也许中国普通观众会比较陌生，但在捷克电影史上，他却是一个绝对无法绕过的名字。在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当这位曾经只能在盗版碟的封面简介上看到的、“捷克新浪潮”时期的传奇人物活生生地站在面前，我的感慨是胜过惊喜的。还记得他自导自演的片子《反复无常的夏天》中那个杂技演员，落拓不羁、随遇而安，一个正宗的波西米亚人，如今也已经变得满头白发，大腹便便了。

文/王华震

凭借电影《严密监视的列车》，曼佐曾获得1968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拍摄时他还未满30岁，四十多年过去了，他的一系列杰出的作品，包括1969年甫一推出就遭禁映、90年代重见天日勇夺柏林金熊奖的《失翼灵雀》，这个75岁的老人就像是布拉格的一块活化石，身上带着60年代特有的旺盛创造力。

B：你经历过捷克对电影审查的那段历史，现在你怎么看待审查？

M：审查并不是某个社会制度的专利，几乎在所有的文化中，都存在着审查。当然，如果你是一个未成年人，你的父母对你说什么不能做、什么不能说；而当你成人了，你就需要有自己的判断。审查就是那个父母。现在，不幸的是，可能这个社会还没有成人吧。我们之中的每个人都面临着审查，也许有时它会以另一个词的形式出现：责任。

B：你60年代初毕业于布拉格电影学院，那时候捷克学校内的氛围是怎样的？

（编者注：布拉格电影学院是东欧最知名的电影学院之一，战后捷克影史的几乎所有名导演都毕业于这所学校，六十年代震惊世界影坛的“捷克新浪潮”也发轫于此）

M：当时的气氛非常好，我们的老师是非常专业的电影教师。我非常非常平凡，成绩也不怎么样，但幸运的是他们最重要的东西被我学到了，也很幸运我有一个好老师，奥塔卡尔•瓦夫拉（Otakar Vávra），他本身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捷克导演，他把平生所学都教给了我。他可能是捷克最早的专业导演，从文学、美术、剪辑到摄影、和演员沟通，他都非常专业。由于他把我教得非常好，所以我第一部长片《严密监视的列车》拍出来之后，美国电影界的人当时都不相信这是处女作，因为几乎没有什么技术问题。总的来说，在五六十年代，学校的气氛是很自由的，虽然政治气氛变幻莫测，但我们是艺术类大学，学生的思想很自由开放。

B：你当时喜欢的是哪些导演？

M：我当时喜欢法国三十年代诗意现实主义的导演，还有卓别林。卓别林对我影响特别大，我在小的时候就看过他的电影。在他身上我知道了喜剧的重要性，也知道喜剧是怎样被制作出来的。当然还有意大利喜剧片对我的影响也很大。

B：布拉格电影学院是按照当时的苏联模式建立的吗？

M：当时还没有。其实在战争期间，这个学校的前身就已经存在了，就是我的导师，奥塔卡尔•瓦夫拉，他对学校的建立出了很大的力量。1946年正式建立，之前准备了很久。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学校都按苏联模式建立，但我们学校不是。

B：那以1968年“布拉格之春”为界，布拉格电影学院前后有什么变化呢？

M：68年之后变化还是很大的。那时开除了一批老师，学校里新的掌权人物也希望学生做一些政治性很强的电影。那个时代对捷克电影界来说是一个悲伤的时代。

B：你毕业之后一直是薇拉•齐蒂洛娃的助手，能谈谈她吗？

M：她虽比我年长，但我们是同学，做了四年的同学。我们的关系非常好，我像是个她的小跟班。当时我是一个从郊区来的什么都不懂的小笨孩，而她是一个很成熟、结了婚的太太，经验也很丰富，所以她教会了我很多东西。

B：你的电影《失翼灵雀》被禁，能说说这个事情的具体经过吗？

M：我们拍摄的时候，捷克电影界的领导还没有换，所以我们能自由地拍。拍的是捷克斯洛伐克五十年代的社会状况。但是等68年苏联坦克开进布拉格之后呢，不管是电影界，还是其它艺术界，所有领导都被撤换了，当然是慢慢地换的……在电影界，不止是我的《失翼灵雀》，还有一大批的片子，都被禁了。当时是拍完了，但有二十年都没有和观众见面，直到1989年之后。

B：这部片子之后，你有很多年没拍片，是受到了什么阻挠吗？

M：不仅是我，还有我的同事，很多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当时“捷克新浪潮”的那一批年轻人，都在国外获了奖，在68年之后，这些电影都被认为是不好的。不仅是电影，所有艺术都这样。

B：当时你个人的心情是怎样的？

M：当然难过，但却不是最痛苦的，把这个片子做完，我还是很高兴的。我当时的想法是过几年就会解禁，没想到会花二十年。

B：那你当时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

M：有人失去自己的工作、有人失去了自己的作品、有人失去了自己的生命。我当时做了一个电视剧，却被我一个朋友偷走了，署了他的名，只是因为我得过奥斯卡奖，在审查的“黑名单”上，他说“我不配做捷克电影！”他们还逼我，让我被迫承认“我不要拍电影”……

B：你最近的片子《我曾伺候过英国国王》，也是赫拉巴尔的小说改编，但据说你得到这个改编权的过程很曲折，能具体说说吗？

M：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过程变得这么复杂我也是有责任的。其实在赫拉巴尔生前，他是希望我来执导这个改编的。但我之前已经拍过够多他的小说了，就对他说能不能让新人来拍。所以我当时拒绝了改编权。版权在另一个导演手里，但他只有两年，两年之后，他没拍，版权过期，又进入了另一家电影公司。这家电影公司又来找我拍，但这时协议变成了：如果我在一定时间内没开拍，版权就会自动落入另一家私人电视台。我当时花了很多时间去准备这部片子，结果错过了最后期限，没法开拍。这家电影公司的老板就一直躲着我，不和我见面。但有一次我们凑巧在卡维罗发利电影节碰到了，在一个我的电影的回顾展上碰到的，我就挥拳揍了他！并把他赶出了电影院……之后它的版权又几经流转，大家还是找到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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