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街头的老人

常“公开”看看

(荷兰在线专稿)十多年前,律师周立太在深圳名声鹊起。他和几十个断臂残腿的年轻人共居一室,代理他们打官司。官司并不复杂:按照法律规定,老板都应该为员工缴纳社保,员工工伤致残后,社保为他们支付医疗费和部分生活费。然而,他们很难得到赔偿。

在对此案的采访中,一位法官坦率地对我说,因为伤残人数太多,如果依法判赔,那么当地的社保将无力支付。遇到违法未买社保的老板,那真是这些民工的幸运——出于内疚,法官将对这些由老板支付的赔偿重判速决。

看了《中华工商时报》今年5月的一则报道,我才知道,深圳社保局无法支付工伤赔款不仅因为伤残人数太多,而且因为大量的资金已被挪用。自1982年至1996年,深圳深保局直接和间接投资项目挪用资金共计17.65亿元,用于投资145个项目。该局宣称已经收回了全部投资,然而盈利还不及银行利息多,受到网民的质疑。该局强调说,挪用的款项来自工伤保险基金,而非养老保险基金。

如果你见过那些断臂残腿而得不到治疗和赔偿的年轻人,就知道挪用工伤保险基金是多么罪恶。深圳社保局的这个强调,意味着养老保险基金的问题更大。

挪用社保基金并不新鲜。2006年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锒铛入狱,所涉案件即为“上海社保基金挪用案”,共有近30余名官员被拘,20多人获刑。2007年上海市市长韩正宣布,已全部收回了社保违规资金,连本带息共计37亿元。

今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版),再次激起网民对社保基金的兴趣。该法律规定“老年人养老以居家为基础,家庭成员应当尊重、关心和照料老年人”,比起1996年版规定的“老年人养老主要依靠家庭”,措辞上有所进步。然而,该法律新增一条:“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

这一条款被称为“常回家看看”(一首流行歌曲名),因为实施的难度,在网络上从“孝道”变成了笑料。多久回家算是经常?对于那些在国外工作的年轻人来说,一年两次已经太多。而在国内沿海大城市打工的民工,虽然离家稍近,却支付不起超过一次的路费和假期,去探望留守家乡的父母与儿女。

很多网民认为,用法律来规定看望和问候老人这样的道德和亲情问题,显示了当局对于社保基金的焦虑。当局以此告示天下:别指望现代养老的社会保障,还是回到“养儿防老”的旧时代去吧。

有网民贴出照片,显示当局在宣传计划生育政策时,以大红标语承诺“计划生育好,国家来养老”。如今想要推脱养老责任,又以多种渠道宣传宣扬“养老不能全靠政府”。

事实上,即便没有贪污和挪用,社保基金也将入不敷出。今年2月中国发布的《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说,到 2013年底,预计老年人口数量将突破2亿大关,达到2.02亿,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4.8%。

去年6月,《证券市场周刊》刊发封面文章《社保黑洞》,报道由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牵头的中国银行研究小组指出,2013年中国的养老金缺口将达18.3万亿元。18.3万亿元,相当于中国2011年GDP的38.7%。

在今年3月召开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新任财政部长楼继伟说:“我们各方面的制度漏洞太多,社会保险方面的制度漏洞太多,如果我们不把这些制度的漏洞堵上,提供一些有约束,有激励的机制的安排,包括管理的方式,给多少钱也会吃光。”

今年4月的博鳌论坛上,社保基金全国理事会党组书记戴相龙提出,要通过两方面来弥补这个缺口:一方面要选择适当的时机实行延迟退休制度,一方面要增加社保基金的战略储备资金。

政府的管理能力和官员的贪污挪用,让中国即将面临的老龄社会雪上加霜。很多网民认为,首先要采取的办法还是官员财产公开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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