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振英为何成为民愤焦点？

自2012年7月1日正式就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以来，梁振英似乎一直麻烦不断。不时曝光的政治丑闻让梁获得了“三低特首”（即低票、低民望、低凝聚力）的头衔，而在前不久的一年一度“七一”大游行中，民众更是直接打出“梁振英下台”的标语，将矛头直指梁振英。

作为特区长官的梁振英，为何在上任一年之余便成为民愤焦点？荷兰在线记者就此电话采访了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系讲座教授、香港民主派人士郑宇硕先生。

竞选初期未被看好，过于取悦北京政府
郑宇硕表示，事实上，从2011年参与竞选初始，梁振英就未被普遍看好。与竞选对手唐英年相比，无论是来自香港民众的呼声还是来自北京方面的支持，梁振英都不占优势。但是在选举前的两个月，唐英年本人受到一些丑闻的困扰，并且没有在丑闻的处理上表现出应有的魄力，这影响了民众的信心。而在竞选初期，梁振英则表示得很积极，利用唐英年阵营中存在的内部分歧，赢得了民众信任，也促使中央领导层改变了主意。但是，从去年三月揭晓的投票结果来看，梁振英仅以689张选票、57.4%的得票率小胜唐英年，也因此被立法会议员黄毓民戏称为“689先生”。

梁振英上任不久，便提议在香港的中小学里推动国民教育课。在很多家长和学生看来，这是“洗脑”而不是“教育”。在课程设置中，它一面倒地高度赞扬了北京政府的成就，在郑宇硕看来，“它没有任何批判性的思考“，而教育“应该教给学生用批判的、客观的态度去评估一个政府的能力”。这一提案引来很大争议，由于多方反对最终没有施行，但被认为是梁振英急于取悦北京政府的证明。

在其他的政策实施上，梁政府只向北京方面负责，主要照顾大财团的利益，大财团来确定谁做行政长官，一般市民不认为政府在为他们的利益着想。

政治丑闻缠身，职能发挥不力
郑宇硕还指出，“梁振英政府在上任后不断陷入政治丑闻是引发民愤的直接原因。”就职香港特首后不久，梁振英便因家中有违规建筑结构的消息而卷入争议，受到议员和香港市民的谴责。而在此前，除了梁本人，他的内阁成员也是丑闻不断，有的正在接受相关的刑事调查。根据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的报道，香港前发展局常任秘书长麦齐光(Mak Chai-kwong)因诈骗政府住房补贴上周被定罪。香港前内阁成员张震远(Barry Cheung)因警方开始调查他创立的公司，已于5月份辞去了所有公职。另一位内阁成员林奋强(Franklin Lam)去年11月申请休假，原因是有报纸报道，在港府宣布采取楼市降温措施之前，他卖掉了数套房产。

除此之外，香港本身面临的经济社会危机使民众对于政府有了更多的期待，但梁的内阁政府在发挥职能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例如，梁政府虽然出台了一系列给房地产市场降温的举措，但香港房价仍然居高不下。“香港社会本身存在一些基础性的民生问题，比如贫富越来越悬殊，失业率越来越高，买房越来越困难，社会各阶层间的流动机会在下降，等等，这种日渐升温的不满又被一些政府高层贪污丑闻所激化。”郑宇硕表示。

民愤不会很快影响北京对梁的信任
但是，郑宇硕也认为，这次的游行并不会很快影响到北京政府对梁振英的信任。

尽管2003年的港人大游行直接导致了当时特首董建华的提前卸任，但是就目前来看，梁上任只有一年，“如果因为游行再次迅速撤换特首，北京的面子上过不去。”虽然现在梁的处境艰难，但立即换掉的可能性不大。郑宇硕指出，回归十六年来，香港换了三个行政长官，都由北京指派、但都没有得到广泛的民众信任。

尽管游行的收效可能短期内不甚明显，郑宇硕仍认为，这次游行可以认为是一个政治风向标。“在游行现场你可以看到，虽然当日的台风天气很恶劣，参与游行的人数仍然超过了四十万。”郑宇硕表示，这充分反应人了香港市民当前政府的不满，以及对“港人治港、落实普选”的强烈诉求。“香港民主运动的立场很清楚，维护’一国两制’，但希望北京政府的领导人能够实现过去所做的承诺，实现港人治港、落实普选，让香港在2017年以民主的方式选举行政长官，2020年以民主的形式选举所有立法机关的席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