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的门槛”——寒门学子遭遇制度性歧视

(荷兰在线专稿)对来自中国农村的寒门学子来说,个人的努力往往并不能换来成功的希望。而当这成为一个普遍性遭遇时,便不再是个人问题了,而是一种社会性问题,是制度性歧视。在教育制度设计阶段,寒门学子就己经处于先天性劣势了。

每年的六七月间都是中国无数家庭最为揪心的时期。高考成绩公布,学生填报志愿,几年欢乐几家愁。而我则又想起了那三百多个初中同学。

我1996年进入一所农村初中读书,刚入学时同年级有六个班,读到初三时还剩五个班(其中一个是复读班),这意味着前后有两个班级规模的学生辍学。辍学的原因有很多种,最为普遍的是家庭经济条件较差者,其中不乏成绩优良的学生。第二种是学习成绩一般者,自觉升学无望,主动要求退学,或外出打工,或随父母务农。第三种则是被学校劝退者,要么因为成绩平平,要么是不遵守学校纪律。在以升学率为首要标准的考评制度中,学校一般通过班主任对此类学生及其家长“苦口婆心”,既提升了升学率,又不至于“让坏学生带坏了好学生”,“别让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是家乡人常说的一句话。对于主动退学者,学校颇为“体贴”,保留辍学生的学籍,方便他们“混”到初中毕业证书。

中考前,全年级五个班级共有毕业生约350人,有二十人考入中专,另外二十余名考入县里的公办高中。考入高中的学生中有几个人进入了教学质量最差的第三中学(三年后撤销),这在家乡人看来是考大学无望的学校。里外算下来,毕业生中能够继续学业的不足十五个百分点。但即便是这样低的比例也已经是历年之最,校领导因此倍感光彩。

就在这二十余名高中生中,已经有一人获得了博士学位,笔者和另外一人正在攻读博士学位,另有一人获得硕士学位。凑巧的是,这四人都来自同一个村庄;更凑巧的是,另外三人都是我的发小。无论是我们村的村民,还是外村的村民,都对我们几家表示羡慕,也让没有读好书的同伴们遭受了父母更多的指责。坦白说,三个博士资历平平,没有什么过人之处。细想起来,我同学中有不乏聪颖者,更不乏刻苦者。聪颖者可能一时贪玩,误了学业,一朝不能中榜,便随父母务农或者打工去了。而刻苦者也难免马失前蹄,到头来白忙活了一场。每每与其他几人相聚,几杯酒下肚,我们总要细数过去的那些同学,为他们感到惋惜。当然,我们也为自己感到庆幸,庆幸自己当时有机会读了高中,继而读了本科,又辗转读了硕士或者博士,竟然还出了国。那些没能继续教育的同学真的比我们差吗?当然不尽然!如果只有少数人不能继续接受教育,那充其量只是个例,可以归咎于学业倦怠,或者智商不高,但当八成以上学生都未能继续高中教育时便成了一个社会问题,更关涉到教育制度的缺陷。

与城市中学里富裕家庭的孩子相比,农村中学的孩子们到底输在哪里呢?经济原因自然是首当其冲。我在读中小学时是必须交学费的,那时候的“义务教育”是针对学生家长而言,家长必须支持子女完成九年教育。当时的制度设计对“义务教育”是一个极大的曲解:国家将教育义务过多地倾斜到了个体一方,认为教育首先是家庭义务,而非国家责任。这在我读小学时非常明显,当时家乡还没有“公办教师”的说法,所有教师都是“民办”,所谓“民办”是指“人民教育人民办”,当然后面总要补充一句“办好教育为人民”,意思是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回馈人民。问题是,教育培养的人才不也是为国家服务吗?既然是为国家服务,那为什么还要人民自办教育?好多年过去了,尽管有教育界人士呼吁,教育投入在国家财政预算中的比例依然过低。想想每年被浪费掉的公款和维稳的经费,不知可以建成多少高标准的学校。

教育资源严重不均。教育资源过于集中和地区分布不均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即便是这么多年的呼吁,问题还是未能解决。这也难怪当网友看到某都市小学装备清一色苹果电脑时,为贫困山区的孩子们打抱不平了。我读初中时很羡慕村里有钱人家为自己的孩子花三千块钱买一个“非农业户口”,有了城里户口,那些孩子就可以到县城的初中去读书。那时候县城中学和农村中学的升学率差距很大,我们全校的升学人数还不如县城中学半个班级的升学规模。农村中学也很难留住人才。县教育局经常举办教师能力考核,原本是为了激励教师们见贤思齐,却不想被县城中学钻了空子,借机挖农村中学的墙角,更加剧了农村中学的劣势。

升学制度对农村孩子极为不利。我读高中时最羡慕的不是成绩好的同学,而是有“关系”和“背景”的同学。因为他们有关系,学校里仅有的入党资格,省市级奖励便一股脑落到了他们头上。我稀罕的自然不是那些党票和所谓的荣誉,而是因此带来的加分便利。当时的政策还允许累计加分,几个荣誉下来,高考成绩就可以加上几十分。参加过高考的人会很容易明白,想从试卷上多拿几十分是多么渺茫的事情。千禧年前后,素质教育的标语在家乡贴的满满的,就连我所就读的一所以自我标榜“军事化管理”的学校也搭了班顺风车。什么是“素质教育”?那时大家也都不明白,学校觉得就是让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更直白点说,会表演个乐器,或是会跳舞,或者下个围棋,这些都算作素质教育。城里的孩子无论是在升高中,还是在考大学的时候,这些技能就都成了可以加分的项目。我们姑且不去讨论社会对“素质教育”的误读,但就升学机制来说,农村孩子就又让“素质教育”坑了一把。像我们那时出身山村里的学生,谁敢奢望弹钢琴,或者画油画呢?进一步说,凭什么唱歌、跳舞、画画算是素质教育?而我们农村孩子种地、放羊就不算素质教育?我迄今也没能找出理论依据来说服自己,农村孩子的生产技能和勤劳朴素怎么就比不上城里孩子的唱歌、跳舞。当教育制度从设计上就存在这种不公的时候,来自农村的孩子就先天上处于劣势了。

和城里同学讨论这个话题时,他们也觉得自己委屈,因为他们当年也很努力。这一点我丝毫不加怀疑,但是他们的努力是基于成功的希望,而对于农村的孩子来说,努力不见得换来希望。我不止一次想起那年的中考,想起那些没能继续高中教育的三百多位同学。我后来也遇到了他们之中的很多人,他们或已为人父母,或是在南方打工,或在老家务农。生活如意者还愿意和我多聊几句,不如意者寒暄两句便借故走开了。如果他们当时能够继续接受教育,今天的他们或许会有不一样的生活吧!

以上文字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刘峄阳
刘峄阳

荷兰莱顿大学博士候选人,从事移民、宗教与跨文化比较研究。生于孔孟故里,与圣人为邻,却未曾研读儒家经典。表面放荡不羁,实则谨小慎微,于大节处不敢毁伤丝毫。喜饮酒,好与才俊把盏言欢,但酒量不济,有辱鲁人之名。中学向往作家,大学误入愤青之途,后钻研学问,乐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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