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大教授魏伟藉新书出柜 自称理想主义者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魏伟的新书《公开：当代成都“同志”空间的形成和变迁》近日将由上海三联书店正式出版，该书基于在成都市进行的两次田野调查，展现了在中国社会转型、本土化和全球化剧烈碰撞的背景下的同志社区的形成和变迁。

10月30日，魏伟接受了荷兰在线和淡蓝网的联合专访，魏伟表示随着近年来中国国家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变迁，不断拓宽了同志的生存和生活空间，而包括微博和同志交友软件在内的互联网技术革新也加速了同志的自我身份认同。

作为中国为数不多的研究同志的同志学者，魏伟并不讳言自己的同志身份，在书中也有坦然交代。事实上，在魏伟看来，身为同志研究同志相对更加容易，出柜并非很多人想象中那么可怕。从他个人的经历出发，出柜不仅意味着个体心理的解放，也是希望能够坦然面对真实的自我，这是探究学问的基本要求。

以下为采访实录：

荷兰在线：新书是您2006年同名博士论文的中文版，为何事隔六年才出版？
魏伟：这六年中我的博士论文的许多章节已陆续发表，2007、2008年也曾与多家出版社接洽，欲寻找到一个合适的时机来统一发表，但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如愿，此次上海三联书店同意出版实现了我多年的一个心愿。目前中国同志社区的整体发展情况和六年前差别不是很大，今年初我还为本书出版特别撰写了一篇后记，讲述了六年来同志社区最新出现的一些变化，算是对读者有个交待。

荷兰在线：能否用一句话简单概括一下此书的内容？
魏伟：此书以我在成都市所进行的田野调查为例，从建构主义的视角，考察了本地语境下同志空间的形成和变迁——从传统性空间，到商业性空间，再到政治性空间，力图对于当代中国同性恋社群的现状进行以点带面的呈现。

荷兰在线：为何单单选择成都进行调查研究？
魏伟：我本人其实原本对成都非常陌生，也没有在成都生活过，选择成都的同志社区进行研究出于偶然，在2006年写博士论文之前，我偶然间看到了新华社对成都一同志组织的报道，报道称该组织在艾滋病防治方面成绩斐然，我在美国看到后非常吃惊，在感叹中国社会不断走向包容和开放之余，我开始试着与该组织进行联络，并最终确定了研究选题。选择成都的第2个原因是，包括李银河等在内的许多学者已经对北京等城市的同志社区有一定的研究，这些城市经济比较发达，全球化影响比较大，但成都作为西部内陆城市，同志社区一定保留着许多本地化特色，本地性在同志空间的发展演化中扮演什么角色？本地性与全球性在成都是如何互动的？这些问题让我着迷，而事实证明我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

荷兰在线：您认为同性恋研究的注意力应当从同性恋形成的先天后天说，转向讨论同性恋身份形成和发展的社会基础，为什么？
魏伟：我不排斥从生物学或心理学上研究同性恋的成因，也不否认这些研究领域存在的意义，但我主张在社会学研究领域，研究的重点应从同性恋的成因过渡到对这一群体身份认同和社会运动上来。过去，社会学领域内部也会讨论和研究同性恋，但这些研究更加侧重同性恋的成因，比如母亲强势或恋爱失败造成同性恋等等，这些研究是基于对同志群体的刻板印象，但随着同性恋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重点理应与时俱进。

荷兰在线：从同志社区到同志网站，从同志微博到时下流行的Blued、Jack’d等同志社交应用，互联网对于中国同志群体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魏伟：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科技的发展，在当代东亚同志身份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时代》杂志甚至将互联网对于亚洲同志社区的影响与石墙暴动在西方同志社区内的影响相提并论。同志网站是生产和传播同志亚文化的地方，很多中国同志正是通过同志网站找到了千千万万的“同类”，这对于个体同志身份认同的建构非常重要。鉴于中国同性恋在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中的可见度还非常有限，互联网恰恰为同志群体提供了更加安全、自在和自由的表达空间。微博和同志社交应用软件的出现加速了同志群体的人际互动和信息流通，目前已经有很多同志组织通过微博组织了具有行为艺术特点的活动，这些新的技术革新无疑会进一步拓宽同志的生存和生活空间。

荷兰在线：如何看待同志出柜？是否应当鼓励同志出柜？
魏伟：出柜这一概念是美国特有的经济和文化条件下的产物，与美国价值观相适应，不能理所当然地照搬到中国来。对于中产阶层来说，他们已经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独立性，出柜能够带来个人心理的解放，但是对于那些生活在社会下层的人来说，出柜的风险可能更高。我的新书就是献给那些“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接纳同志儿女的中国家庭”，我认为中国社会现在已经有条件接纳同志的存在，我不否认社会压力的存在，但在很多情况下出柜的压力是自我强加的，出柜的影响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么可怕，出柜虽有风险，但也可能带来好处，比如更加利于个体的心理健康和人格完整。我本人就是一名同志，之前是小范围公开，新书的出版等于我正式向社会出柜，但我不鼓励所有人都像我一样，在中国是否应当出柜还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荷兰在线：目前社会上还有很多医院或医疗机构声称可以治疗同性恋，您如何评价？
魏伟：同性恋问题病理化在中国学术界根深蒂固，甚至目前还有相当数量的性教科书也这么写，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能做的就是通过教育不断抨击这种现象，传播新的、正确的、科学的同志知识和理念，这些所谓的治疗同性恋的医疗机构和研究会不断走向没落。

荷兰在线：中国同志群体如何加强与政府的良性互动？
魏伟：这取决于同志群体想要什么，对于很多同志来说，他们或许更乐于通过消费主义来获得某种生活方式的满足，但这并不是同志群体的全貌。同志群体权利意识的觉醒有一个过程，考虑到中国的政治国情，同志组织或个人在表达利益诉求时要把握好平衡，这需要同志组织运用智慧不断去探索和尝试。前些年，许多同志组织依靠艾滋病防治工作获得合法性，获得了不少政府资源，和政府机关的互动非常频繁，成效也非常显著，我对这种合作的前景表示乐观。但是值得我们警惕的是，如果中国发生大的经济波动，同志有可能会被边缘化，甚至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替罪羊，这一点我们都不希望看到。

荷兰在线：有人说同性婚姻太超前，中国同志目前更需要反歧视立法，您怎么看？
魏伟：总的来看，同性婚姻目前在中国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很多学者和组织目前只是把同性婚姻作为引起关注的一种方式，我相信他们都承认同性婚姻在短期内还不太可能。西方许多国家在合法化同性婚姻之前，学术界都已做过大量的关于同性伴侣的调查研究，同性伴侣关系在公共话语中也非常活跃，而这在中国基本处于空白和起步阶段，同性婚姻在中国的学术基础和社会基础显然并不成熟。相比之下，反歧视法律的制定出台更加紧迫，可行性也更强。

荷兰在线：很多年轻人因为同志身份而自暴自弃甚至选择自杀，有什么话对他们说？
魏伟：作为一名大学教师，我所能做的就是力所能及地推动性与性别教育，传播积极的、科学的和有益的知识与信息，让年轻一代的同志知道用什么途径去求助，用什么方式去疏通内心的压抑，减少类似悲剧的发生。

荷兰在线：您眼中的魏伟是个什么样的人？
魏伟：我觉得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对中国同志的未来表示乐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一定能带来改变。

荷兰在线：当初为什么选择研究性与性别？
魏伟：我对这个领域的研究充满热忱，性与性别研究原本就是社会学研究的一部分，当初在美国写博士论文前，我的前任导师就是一名同志。其实他曾提醒我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可能会对自己学术职业生涯具有的风险，但我相信这个研究在中国极具开创性，而且这个新的时代也会接纳它。博士论文会决定一个人的职业生涯，当初父母还担心我研究同志回国后工作不好找，但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是正确的，回国工作的这些年在学术生涯方面进展一直比较顺利，得到学生的喜爱和同事的尊敬。

荷兰在线：做同性恋研究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魏伟：弱势群体是更加容易的研究对象，身为同志研究同志也相对更加便利，目前的困难主要有两个，一是学术成果发表的渠道并不很通畅，论文或专著发表的门槛更高，二是研究面临资金短缺问题，政府资助同志研究目前还不太可能，不过我相信通过我个人的努力，一定会克服这些困难。

荷兰在线：下本书打算写什么？
魏伟：目前正在和我的团队一起在做一个围绕中国当代性的问题的一系列个案研究的项目，会对中国社会最新出现的一些性话题、性事件和性争论进行探讨。

名词解释

同志：同性恋群体的代称

出柜：指同性恋向公众公开自己的性取向

同性婚姻：是指生理性别或性别认同相同的两人之间的婚姻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