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中国梵高》引发的思考: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

在今年的阿姆斯特丹纪录片节上,有一部中国纪录片巧妙地将中国和荷兰连接了起来,那就是《中国梵高》。

光听名字,还以为是中国出了像梵高一样的大艺术家呢!事实上,纪录片拍摄的是一个叫赵小勇的农民工,在深圳的大芬油画村,从事制作梵高油画的高仿复制品。

不用多说,您也猜到了,这是关注中国底层的现实主义题材的纪录片。

在国外的电影节上,类似的关注中国底层现实的纪录片和电影很多,像贾樟柯等导演都是以此成名的。但是这部纪录片还是带来了与众不同的内容。

首先,它具有一个国际化的视野,把中国放到了全球化的市场中的一环里,来讲故事。

片子的男主角赵小勇,出生于湖南农村,在改革开放之后,来到深圳。适逢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大潮,中国制造的各种产品开始在世界上占有市场,艺术品也不例外。赵小勇和他的爱人,再加上几个来自农村的学生,居住在狭小的工作室里,超负荷地工作,凭着勤奋和吃苦耐劳,每个月都能生产出几百件高仿的梵高油画的复制品。而这些油画,最后以低廉的价格卖到世界各地。

赵小勇的一个主要客户就是阿姆斯特丹的一个纪念品商店的老板,这个商店就在梵高美术馆旁边,借地利之便,来梵高美术馆旅游的粉丝们花500欧元都能买到一张赵小勇的高仿梵高油画。但是,我们和他们都很少去考虑这些作品的真正制作者是谁?也很少考虑制作者的生活状况。

于是,这部纪录片弥补了我们缺失的信息,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一件高大上的天价艺术品和农民工的劳动的对比,还建立了一个饱受敬仰的荷兰前辈艺术家和当代的中国底层工人的交集。

让我们思考得更深一点,中国制造在全球化的国际市场上的地位是怎样的呢?中国在国际化分工中扮演的角色又如何呢?。

其次,《中国梵高》将我们又引到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思考上来。中国目前正经历产业结构转型,因此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也正面临必然的改变。这部纪录片再次用赵小勇的生活的转变来反射国家、时代的大转折。

赵小勇生活的改变发生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因为欧洲经济的疲软,赵小勇的主要客户来自外国,于是他的生意也饱受打击。这对他来说也并非全是坏事,因为赵小勇得以从疲于奔命赶订单的生活中解脱出来。他开始思考艺术还能做什么,他甚至去了一趟欧洲(顺便说一下,赵小勇临摹了20年的梵高,可他本人从未出过国,也从未见过梵高的原作),在梵高生活过的地方(诸如阿姆斯特丹和法国)流连忘返。他终于亲眼看了伟大的艺术品原作,并深受感染。于是,他决心开始自己的创作,追求真正的艺术梦。

由此,我们很轻易地看到,个人生活和国家大政再次无缝衔接在一起。让人不仅感叹:人就是时代的产物。

那么,艺术家也是时代的产物。本片的导演余海波老师(还有他的女儿余天琦老师),1962年出生,在改革开放之初,来到深圳,他和深圳一起经历了改天换地的年代。所以,他对这种大时代变革下个人命运的变化很敏感,而且,深圳是一个移民都市,余海波老师也对移民的状态感同身受。

恰好,赵小勇是移民,梵高是移民,余海波也是移民,无数的劳工,将自己的生命贡献与全球生产、贸易和消费的个个环节之中。艺术和生产,中国和世界,贸易和交流,《中国梵高》提示出的种种关键词,在诸多层面上环环相扣。

片子中有个细节,赵小勇第一次来到阿姆斯特丹的时候,说:“这里不是想象中的样子,没有多少高楼大厦”。对于长期生活在深圳的人来说,几十年的快速变化,让人对现实有种魔幻现实的错觉。余海波老师说:“深圳这块土地,在短时间内,变得高楼林立、车水马龙,让人觉得生活很奇幻,不知道明天会怎样?”。

对比一下荷兰,整个国家几百年来的变化的总和,还比不上一个深圳。所以,我们很容易理解赵小勇在荷兰产生的文化冲突。同样,我们也可以想象,这个和中国现实密切相联的中国纪录片,也一定能给荷兰观众带来不一样的体会。

纪录片《中国梵高》将于12月15日起在荷兰院线放映。

Louis Hothothot

现工作居住在阿姆斯特丹,从事写作、文化批评、策展、艺术创作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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