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路朝天》：中国公路的权力叙事

文/Louis Hothothot

（荷兰在线特约专栏）关于中国公路，在权力的叙事里，有着种种光鲜亮丽的记录：1988年，沪嘉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实现了中国大陆高速公路零的突破；至2012年中，中国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达9.6万公里，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到2014年年底，这一数字增长至11.2万公里；中国高速公路保有量排名位居世界前列，是印度的371倍。关于中国的现代化的丰功伟绩，类似的表述更是枚不胜举。

那么在过去的30年，中国的山川大地、人心道德经历了什么变化？路，朝向何方呢？

2010年3月，纪录片导演张赞波化名张赞混入湖南溆怀高速公路第14合同段项目部，潜伏3年，手提摄影机跟着项目部走完工程的重重程序，从开工到通车，他捕捉到了中国工程食物链下中低端的生存状况；他们包括娄底路桥公司的职工、修路民工、包工头、工程监理、当地村民、基层官员、祈福和尚、乡村教师、被拆迁户等和这条公路相关的一切。

4年之后，纪录片《大路朝天》终于完成，并在2015年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电影节上首映。与此同时，同题材图书《大路》在海峡两岸相继发行，饱受两岸知识界推崇，获得多项大奖，马英九亲自向作者颁发了2015年台北书展“年度之书”大奖。

借用张赞波的影像和文字，我们得以见到：高速公路的各项工程几乎全数是层层转包，每多一层程序就多一层剥削；我们也得以见到，仅仅一小段高速公路的建造，竟然会完全牺牲了中伙铺村的地方生态，水源被破坏，民房被铲除，千年古迹也荡然无存，人竟然在自己的土地上失去家园；我们还得以见到，来自山区农民工，在毫无设备保护下，用身体筑起高桥，而他们的工资却被官商层层盘剥；最后，豆腐扎般的工程被通车典礼包裹的花团锦簇，而此时却不见衣衫褴褛的民工的身影；最后我们更是无可奈何地得以见到，那些既愤怒又顺从、既坚韧又懦弱的农民工，在他们得到了微薄的收入后，马上奔赴下一站——沿海的“血汗工厂”。

电影仅有95分钟，书只有404页，然而思考的力量渗透纸背，辟出大片空间等待观者填充。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发展”就成了政治上正确的铁律，一切的决策都以发展之名；航天飞机、航空母舰、奥运、高铁、城建、各级政府、各种政绩工程工程，统统都在以发展的名义进行着空间和权力上的争夺。然而决策层和民众之间，却没有出现谈判和沟通的空间。

发展，自然是以现代化为方向发展，然而现代化意味着什么？中国知识分子做出了3百多年的讨论。就在《大路朝天》的发生地——大湘西的中伙铺村，这里曾留下过林则徐探索现代化的官方足迹，也有沈从文的民间笔墨。今天，同样在云山雾绕下，如今的山河挟裹着被所谓现代化蹂躏的伤痛，换了容颜，权力的意志高高地凌驾于民间之上，而人何以堪呢？


 

在张赞波的家乡，有一句标语是“谁不加快发展就是邵阳的千古罪人，不孝子孙，混世魔王”。这句标语里透着威权、荒诞，但在中国司空见惯。在现代性的发展的权力叙事中，从来就没有底层的声音。

张赞波说到中国的发展有“速度迷恋”。一方面是科技和城市面貌的日新月异，一边是环境倒退和信仰缺失；而人们来不及同情弱者，也来不及思考——我们要去哪儿？一切都是“百年大计，只争朝夕！”。同时，政治的、民间生态的、权力的、或者我们个人的原因，使得“发展”变得暧昧又荒诞。比如庙拆了，村民们放了一通鞭炮，用油布搭了一个简易的棚子，再用大红绸带捆缚着慈眉善目的释迦牟尼塑像，将他安顿在山腰处的一块空地，张赞波在书中写到：“他将孤独地立在这里，默默地看着山脚下向东而流的龙门溪，看着对面的山峦一点点被推倒，渐渐凿出一条大路的雏形……直到新寺建成，它才会结束这段寄人篱下的生活”。

大佛的拆迁是一个传统文化被拆迁的缩影，所有的传统、信仰、文化、道德、尊严在今天是何等褴褛！今天就是一个挖山开路的时代，滚滚洪流势不可挡！任何人、宗祠、历史、传统都像螳臂一只，无法阻止现代化的大车。可是民间的诉求怎么样能对决策产生影响呢？

在拍摄的时候，张遇到了体制内同行，带着大笔资金和官方支持，奉命拍摄一部主旋律的纪录片《三峡》，但大家同行不同道——真是＂大路朝天，各走一遍＂！张赞波的独立作者的身份，让他遇到了很多困难，多次陷入纠纷，甚至被人打过。他曾开玩笑说：＂拍了3年，挨骂的镜头都够剪一部片子了。＂然而这些，让他保持了个人的视角和体验（他为此甚至拒绝过投资）。在采访中，他说“我是不忌讳表达情感、立场和主观性的，我力求我所展现的这些事实是非常细致客观的，但是我也毫不忌讳自己依附于这样的事实，我的主观情感是强烈的”。可以说，他的作者立场主导着对问题的挖掘，把事件的杂融性和复杂性呈现出来，又梳理的条理清楚，让观者跟随作者的脚步，走完3年历程。

无独有偶，在2015年，中国导演周浩的纪录片《中国市长》也将大量的镜头给了被拆迁的城市民众上。大同市的时任市长耿市长为了建设大同古城，拆迁民房换取空间，于是大量的问题产生了，我们看到了上访、维权，官民对立的场面；也看到了市长怎么对待这些问题——和所有的高层领导一样，以霹雳手段行政绩工程；最后，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政府作决策时将人民关在门外！

有一段镜头是耿市长的个人陈述，他谈到：“现在的建设是功在千秋的事－－－顶着压力也要干、要快干－－－这是大同百年一遇的机遇－－－”，这时候，其实有大量的问题；比如说：为什么“这是大同百年一遇的机遇”？拆了民房，建出来仿古建筑，就是文化城市了吗？当代的文化城市一定要恢复仿古建筑吗？暴力拆迁，制造出了官民的紧张对立，以负债40亿为代价，平地建造仿古建筑，能够在今后复兴文化吗？

在《中国市长》中，有一个教师模样女人，她的房子被拆了，柔弱的她对着镜头说：“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样教育孩子，是告诉他们相信法律、相信政府，还是别的”；她的问题揭示出了一种普遍性的民间迷茫，不管是在尘土飞扬的大同，还是在云山雾罩的湘西。两个最紧迫的问题是：中国现代化的道路通向何方？这需要政府和人民共同商讨，可是对立的双方该怎样才能和解呢？

这迷茫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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