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恐袭

巴黎恐袭:如何从中世纪的野蛮人身上夺回人性

(荷兰在线特约专栏)每年的11月11日,欧洲人都会在胸前别上一朵血红的虞美人花,它因在一战时最惨烈的战场法兰德斯盛放而被后人铭记,并赋予“悼念之花”的象征意义,以此祭奠在两次大战中牺牲的军人和平民。然而,对很多欧洲穆斯林来说,带虞美人花是一个敏感的话题。



2010年,一个极端穆斯林团体点燃了纸折罂粟,抗议英国军队进军阿富汗和伊拉克。这个行为让英国人震怒,也造成很多英国穆斯林意见不一。因此每到佩戴虞美人花的时候,那些打着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旗帜的欧洲极右派民粹团体,都会借这朵花来大做文章。比如热衷于传播反伊斯兰教言论的“Britain Frist(英国第一)”党,今年就曾在推特上声称:“我为佩戴虞美人而骄傲,我才不在乎那些被冒犯的(穆斯林)怎么想!你若觉得被冒犯,就自动离开英国好了!”——这句话说得义正严辞,就像“真有穆斯林被冒犯了”一样!
 
然而事实是,穆斯林人也同样会佩戴虞美人花。去年,25岁的英国穆斯林服装设计师Tabinda-Kauser Ishaq还设计了一组虞美人花头巾,这组设计发布在穆斯林士兵Khudadad Khan逝世100周年纪念日上,纪念这位在一战时获维多利亚勋章的穆斯林战士。40万穆斯林士兵(大多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人)在一战时为英国浴血奋战;二战时,亦有250万穆斯林人加入了英军,他们中36092人死于战场,64354人受伤,80000人被关入监狱。今天,穆斯林人完全有资格佩戴虞美人花,也根本没有理由因“虞美人花而被冒犯”。Jez Hunt,一名脸书用户站出来避谣道:“这是极右派的逆天大慌,让人们以为穆斯林会因虞美人花而被冒犯!”——这句话被转发了几千次。
 
然而,很多人看到Britain Frist这句拿虞美人花来做文章的言论,却不加思索地点赞转推,好像穆斯林人真的和反法西斯的英雄们有仇似的。类似的盲目点赞,让这个打压移民,在清真寺外张贴仇恨言论,以及反对堕胎的极右党,在组建不到五年之内,就获得了过百万的脸书点赞率,远远高于点赞率54万的保守党和40万的工党。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值得追讨的是“一棒子打死一条船”的媒体偏见。自9.11以后,西方右派媒体便开始坚持不懈地把穆斯林人和“恐怖主义者”挂钩,以至于今天一提起恐怖主义,就有人联想到穆斯林。这一“词语联想”最新且最成功的证据是,11月13日巴黎恐袭当晚,脸书上就爆发出一片针对德国政府“引狼入室”的谴责,有的直指德国总理默克尔本人:“接收了这么多的穆斯林难民,这下好了,欧洲太平了!谢谢你,默克尔!”

可见,在长达15年的媒体和自媒体洗脑中,不少人已经失去了将“穆斯林平民”和“力图把世界文明拖回七世纪的伊斯兰国圣战士”区分开来的能力。他们不承认这些惨死在酒吧,体育馆和摇滚演唱会的人们,和葬身地中海的穆斯林难民,本质上,都是伊斯兰国的受害者,同时也是这种虚弱分辨力的受害者,是这种分辨力导致的偏见的牺牲品。
 
那些在网上随意攻击穆斯林的人,也许生活中从未交过一个穆斯林朋友,却很善于将道听途说的刻板印象扩大化和妖魔化。就像今年只有25岁的Benjamin Raymond,英国极右党National Action(国民行动党)的主席,在接受BBC2的采访中,他说道:“我住在Bognor Regis,一个几乎全是白人的小镇,人们是文明的,医疗是免费的,空气是洁净的。因此我认为所有的有色人种和犹太人都应该被驱逐出境。”当被问及“是否和‘有色人种’打过交道”?他坦言:“从来没有,直到中学时都没见过一个外国人。”
 
因为高傲的白人中心主义而不愿意了解,因为不了解而心生恐惧,因为恐惧,动不动就拿“欧洲穆斯林化”来恐吓民众,拿打压“恐怖主义”来收买人心,是目前欧洲极右派的典型状态。
 
世界穆斯林人口超过15亿,当如此庞大的一个群体被不了解它,也毫无沟通意愿的人笼统地视为“不文明的”,“有暴力倾向的”,“不和平的”,甚至“劣等的”,自然就为伊斯兰国的诞生埋下了伏笔。
 
耶鲁大学讲师Graeme Wood曾在2015年3月的《大西洋月刊》发表过一篇文章《伊斯兰国到底想要什么》。文章指出:“伊斯兰国并不仅仅是一个精神病患集合体,它是一个慎密的宗教组织。它要把世界文明拖回7世纪,将异教徒和一切反对者钉十字架,斩首,石刑。它要和代表西方文明的‘罗马大军’决战,建立奴隶社会,把西方人充为奴隶,在奴隶市场上贩卖。”澳大利亚前总理Tony Abbott在比较伊斯兰国圣战士和纳粹分子不同之处时亦说道:“纳粹在杀人之时,至少想过要隐瞒其罪行,至少心怀某种程度的羞耻感,但是伊斯兰国的圣战士们则完全没有这种羞耻感。这些圣战士的行为和中世纪野蛮人的行为如出一辙。”
 
要从中世纪的野蛮人手里,从这些反人类的邪教思想里,把圣战士抢回来,恢复这些年轻人的羞耻感和人性,欧洲不能只单纯分析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同时也要分析反穆斯林的欧洲极右派的意识形态,并率先找到治愈的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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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梆
王梆

王梆,曾从事记者、影评人和社会义工等工作。出版有电影文集《映城志》,中篇小说集和多部绘本小说集。拍摄有纪录片《刁民》,剧情片《捕鼠器和玫瑰花》等。现居英国剑桥,以驻英特约记者和写作为生,曾在《南方都市报》、《外滩画报》、《时尚先生》等报纸杂志开设专栏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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