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器：媒体审判，缘何难见无罪推定

（荷兰在线特约专栏）或是赖习近平访美之助，过去的两周，记者刘虎和民间智库“传知行”负责人郭玉闪、何正军等先后获释，让很多关心他们的朋友都送了一口气。除了牢狱之灾，也不必担心他们会上“央视”认罪了。

曾几何时，在“央视”的镜头前沉痛忏悔已经成了一些敏感案件当事人的标配。特别是“公知”和“大V”们。远一点儿的，有薛蛮子、沈颢、陈永洲、郭美美，被朝阳群众举报吸毒和嫖娼的明星们，近一点儿的，有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的几位律师，以及《财经》杂志记者王晓璐。

这些人中，有的已经获罪收监，有的则根本不构成犯罪，治安拘留后获释。有的尚在司法程序之中，不知最后结果。但是毫无疑问，经过电视信号的传播，他们认罪的印象已经深入人心。就算最后进入司法程序，被法院认定的犯罪事实大大减少，在公众心中，他们都已是个罪人，且为害甚多。

至于他们自己，则在这个过程中既当被告人，又当检察官，自己检举揭发自己、指控自己，只因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当然，逻辑上，也不排除有的人真的思想觉悟特别高，就是觉得自己应该被曝光。

然而，即便他们所认的事实都是真的，在缺乏专业律师帮助的情况下，他们对于自己行为的法律意义是否认知有误，仍要打上一个问号。在镜头前而非法庭上所呈现出的事实，则让人觉得不那么放心，毕竟只有指控一方的说法，无法“兼听则明”。

”禁止强迫自证其罪“，是各国刑事诉讼法甚至宪法，以及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共有的一条基本原则。中国在2013年1月1日修改生效的刑事诉讼法中，也增加了这样一条规定，具体表述是“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

这条规则增加的如此之晚，从中不难看到思维的转变到底有多难。因此不难理解，为何这条法律生效两年多后，大批“犯罪分子”反而开始组团上“央视”了。当然，还有新华社的深度报道。单以采访突破能力论，这些记者真的有资格得上十次普利策奖——连处于警方控制羁押状态，连律师和家属都不能会见的嫌疑人们，都能与其谈笑风生。

或许是因为案件尚在侦查过程中，很多具体证据都要保密，无法具体呈现。媒体中对于这些案件的报道，主要依据当事人的口供。而强调口供，也是一项源远流长的传统。

熟悉古代公案评书、小说的人们都会记得，案件的最后，往往要以被告人的招供而告终。即便也会查勘现场和各项证据，根本上还是为了呈现到被告人面前，让他无法辩驳，最终认罪伏法。反面的典型，则是通过刑讯来令其招供。只要招了，清官大老爷们就放心了——如果真的无辜，为什么会认呢？

但这样思路，已被实践证明不利于避免冤假错案。因此，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司法机关也在不断强调，必须重视实物证据，不能唯口供论。当事人供认，但其他证据不足的，不能定案；当事人不认，其他证据充分的，也可以定案。2013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增加”禁止强迫自证其罪“，即是表现之一。

但强调归强调，思想和办案方式的转变，都需要漫长的过程。每天和法律打交道的司法机关都是如此，对媒体宣传部门和普通老百姓来说，认识到这点就更难了。

一个人被抓了，首先想到的是他肯定有问题，“要不怎么不抓别人呢？”加上现在贪官确实多，很多记者、律师的操守堪忧，网络大V中的骗子也不少，早就在心中推定了他是有罪的。再一认罪，就确定无疑了。

但问题在于，如果我们真的尊重每一个个体的名誉和尊严，就应该知道，不能轻易在心中用概率定案。就算我们能够假定，十个官员中，有七八个是不干净的，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随便拎出一个人来，还是只能把人家当作清白人来看待，不能说每个人都“八成是贪官”。

否则，对于无辜者来说，相当于我们每个人都在心中对其犯了“诬告罪”。更可怕的是，就算最后在司法机关在综合各种证据之后，还了他们一个清白。但我们并未关注到、或者没有在意这一结果，对其印象仍只停留在最初的那条新闻。那么在我们良心的法庭上，对他们就只有永远的亏欠。

而诬告的结果，古人的原则是“诬告反坐”，你控告别人的是什么罪名，就该承担这个罪名所对应的刑罚。

因此，经过无数案件的实践检验之后，各国刑法都确立了无罪推定的原则。“未经法院最终审判，任何人不能认定为犯罪”。

要知道，无论媒体、警方、检察官还是法官都不是神，冤案就算再少，也是不可避免。而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可能成为其受害者。这条原则，已经是一种最低限度的保护。

对于掌握权力的司法机关和媒体宣传部门，我们希望他们的法治意识能够越来越强。媒体的定罪报道，最好能够放到法院宣判之后——除非你们的素材来自自己的独立调查，同时收集了有罪和可能无罪的证据，并采访了涉案的双方，而非只是来自警方一方。

比如郭美美案，目前已经宣判，最终确定的罪名是开设赌场罪，判刑五年。具体案情包括在家组织朋友打德州扑克并抽头。次数不多，人也不多。自我辩护的理由是，请了专业的荷官过来发牌，抽头是给荷官的。她自认为构成赌博罪，而非开设赌场。相比起之前她在央视认罪的范围，这个罪行可轻多了。

如果这种缺乏“无罪推定”意识的舆论环境短时间内不会改变，我们只能更多地去要求自己，至少，让自己心中的那个法庭变得更加公正。而法律系统之外，每个人独立的道德评价，也是民主社会公民权利对政府监督的一部分。长期以往，也是促进法律系统愈加公正的一大动力。

（题图为《财经》杂志记者王晓璐。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本文不代表本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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