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NGO解救非法童工

温波:印度为何出手打压NGO?(组图)

编者按:自四月底起,印度政府开始严打非政府组织,继印度暂时吊销了绿色和平组织执照后,美国福特基金会也被置于监控名单。据媒体报道称,印度政府已吊销了近9000家NGO组织的执照。有分析人士认为,印度政府严打NGO的目的是为了试图扼杀反对总理莫迪经济议程的声音。

(荷兰在线特约专栏)印度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最大”在于人口,而非国家疆域面积或民主政治的品质。印度除西孟加拉邦由共产党自1977年以来执政至今,其它地区实行的都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已故“自然之友”会长梁从诫先生曾私下说过,想认识到中国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要去这两个国家:朝鲜和印度。

这个笑谈源于1996年底笔者前往印度之前与梁从诫先生的一次见面。1997年初,笔者获世界自然基金会的推荐前往古吉拉特邦的印度环境教育中心进修三个月。恰好梁先生刚刚访印归来,于是交流旅行感想,梁老师从印度带回了满怀忧愁。

虽然我已有心理准备,从新德里机场走出,面对似乎闲来无聊,站着、坐着、蹲着,躺着、聚集在机场出口满是身着白色“纱笼”和“托蒂”印度传统装束的深肤色男人们,还是仿佛走进“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的时代里了。



一路行程,目睹的是印度露骨的贫困。城市里的贫民窟比比皆是,难见基础设施和有效政府管理。在环境教育中心的一次印度老师的授课上,他说在清晨驶入孟买的火车上,窗外可以看到的满是背向铁轨下蹲裸露的臀部。在我的眼里,印度可能还真应该实行一些社会主义,彻底变革“种姓制度”的延续遗存,减少贫困人口、提供国家应有的公共服务。

纵使有现实的贫穷,或许宗教和世俗风气的缘故,印度人的善良本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印度人对动物爱护有加,在新德里街头,叶猴群可以从街道呼啸而过,翻墙过院。环境教育中心的附近,绿孔雀可以信步街头。在火车站里,野生山羊可以安祥地占据乘客休息的座椅,陷入深睡。我学习所在的古吉拉特邦是素食地区,以至于我们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学员们在饥肠咕噜几个星期之后多次要求开戒。

印度的贫富分化的一个因素也是教育的分化使然。印度的语言在宗教、哲学领域游刃有余,但因为英国入侵推行殖民主义和英语使用。因此印度很多本土语言在社会和科学进步的过程中,并没有及时跟进丰富,在高中和大学里教授很多课程就以英语为主,也缺乏以各种本土语言出版的书籍。于是,对于习惯使用本土语言,而不会英语的贫困和弱势人群,就难以获得较好教育的机会。

于是推行英式教育的印度便会培养一些优秀的高水平人才。也是人们常见到在国际机构和发展组织里,有很多印度人雄才满怀地担任起专家,指点国际发展工作,而自己母国印度却一片困局,颇具讽刺意味而又让人难耐。

作为文明古国,印度对世界的贡献源远流长。从数学到哲学,宗教到社会思想,让全人类都受益匪浅。印度的不少非盈利机构,如鹿苑学苑(Deer Park Institute),秉承自然哲学的思想,倡导身体力行地实践,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追随者。圣雄甘地所倡导的“非暴力”的社会运动理念,也被绿色和平组织所推崇,并以“非暴力直接行动”作为该组织行动方式。

2000年,笔者再次来到印度的孟买和古吉拉特邦。当时印度绿色和平组织成立不久,笔者作为绿色和平组织中国成员参加亚洲经验共享,并参加反对当地工业污染的市民游行活动。印度民众对于1984年底造成1万多人死亡、55万人受伤害的依然记忆犹新。但在世界范围里,随着该化学工厂最终被陶氏化学收购,渐渐淡离人们的视线。



随着印度经济的发展,印度的开矿、石油化工产业、能源项目也是遍地开花。印度的城市贫困社区、广大农村和偏远地区首当其冲地成为新的受害者。在绿色和平组织来到印度之前,印度就有悠久的环境保护运动和民间组织的历史。跨越三个世纪的孟买自然历史学会(BNHS)建立于1883年,是印度最大的自然保护团体。世界自然基金会1969年就在印度建立分支机构,并曾在1973年与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共同发起“老虎保护计划”,致力于拯救孟加拉虎。而针对印度污染开展大量工作的Toxics Link组织,也是久负盛名,在有毒废物、医疗垃圾、城市固废、农药,电子垃圾和国际垃圾贸易领域实践民间组织的监督和政策推动角色。

虽然印度早已有成熟的民间环境组织和自然保护运动,国际组织的到来也还是带来新的视角。当年绿色和平组织在孟买和北京先后立足伊始,在印度和中国共同关注的一个问题是拆船业带来的污染和环境健康问题。拆船业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是典型的污染转嫁。印度因为有大量的的贫困人口,所以拆船业颇为兴隆。由此造成严重的土壤和海洋污染,并对拆船工人带来如“石绵肺”这样的严重健康损害。而这些现场污染和违反人权的影像,经过绿色和平组织的记录,可以进入欧洲公众的视野,成为揭露欧洲船亨推卸企业责任,中间商唯利是图,印度拆船业主剥削劳工的明证。

印度有以千万计的拾荒者,以变卖城市垃圾中可以回收的东西为生。但印度政府却丝毫没有对这一庞大人群给予卫生、健康方面的必要帮助和基本防护。印度政府中普遍存在而又根深蒂固的腐败也是与其民主体制极不相称的。官商勾结、营私舞弊也早已让印度社会和公众吃足了苦头。

印度拾荒者组织起来成立互助的“拾荒者联盟”,获得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而在印度政府官员看来,这些国内问题和国际社会关注的结合,对其具有不小的威胁。因为这些官员担心自身腐败行为的曝光,而印度政府中,权益保障计划(entitlement program)和社会保障支出(social spending)是腐败行为的重灾区。透明国际组织公布的世界175个国家的清廉指数排名,2013年印度第94位,2014年排在第85位。

印度对NGO的打压并非始于新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的上台。青年莫迪在20岁时还加入民间团体“国民志愿服务者联盟(RSS)”担任全职工作人员。 在曼莫汉·辛格担任总理期间以及之前政府,当局对民间组织和人士的高压监管便已经存在。



过去十多年是印度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大量的工业、矿业、能源项目上马。在此发展过程中与其它国家毫无二致地出现了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现象。印度民众心中“博帕尔事件”的阴影犹存,现实中所谓经济发展项目对社区和环境的破坏也是触目惊心,民间抗议不断。新总理莫迪拥有大刀阔斧推动印度经济发展的抱负,而在莫迪和其政府眼中,民间团体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已是碍手碍脚,造成一些项目工程的拖延和下马。

由此,莫迪政府推行“撒切尔主义”的执政方略。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上世纪80年代力推自由经济加强势政府,主张强硬对抗工会,逐步削弱及瓦解工会力量。当下,在印度经济崛起的同时代,中国模式的经济发展对政治民主但相低效的印度也似乎有所启发,“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在印度也有不少市场。

印度政府对本土民间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压制是为了其经济布局和政策扫清羁绊,因为在印度的民主社会里,危害民生和环境的工程项目都可能必须面对民间组织的关注和质疑。一些官员的腐行为在这种民众和国际社会关注下也难以从容。印度政府对民间组织的打压做法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批评,最高法院也明确反对内政部对印度绿色和平组织的制裁措施。在这场印度政府和民间社会力量的角力中,谁输谁赢暂时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印度政府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发展究竟是为了谁?作为拥有10亿多人口的国家,这是一个值得也必须寻求正确答案的问题。

(特约专栏,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本文不代表本网观点。)


温波
温波

温波曾参与创办绿色和平组织北京办公室,担任过Global Greengrants Fund中国协调人和太平洋环境组织中国项目负责人,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空气与水保护基金项目主任。亚洲协会"Asia 21 Young Leader",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青年领袖,美国PEW海洋保护学者,还曾担任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议程委员会委员(2012-2014),现为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全球探索基金政策和媒体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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