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小三”反腐，是分手暴力还是反腐英雄？
2015-04-21 阿强
（荷兰在线特约专栏）“小三”反腐再出奇兵！经过一年多坚持不懈的举报，被媒体称为“男小三”的杭州小伙刘艺（化名）终于等到了当地反贪局的立案，他的前男友，浙江某国企副总经理陈某或将面临法律的制裁。
据人民网的报道，4月14日，杭州市检察院控告检举中心工作人员已证实，收到举报材料后，经检察院相关领导审核，已将材料转至该院反贪污贿赂局，正在受理阶段。而在此之前，陈某因“生活作风”存在问题，已被组织作出开除党籍、解除原有职务处分。
刘艺要扳倒前男友的决心很大，笔者曾两度收到他发来的微博私信，要求“帮忙转给媒体”、“要把他搞臭”，笔者回复他，“建议私人感情问题双方协商沟通，不便参与”。刘艺甚至认为自己的叔叔和父亲都收了对方的好处，他辍学，亲友也不再与之来往，“专职举报陈培江”。家人曾两次把他送到精神病院治疗，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
这让我想起2012年，另一位“男小三”王显在天涯论坛上实名举报山东高密农业局一位副局长，当媒体介入后，官员失语，媒体上只有“男小三”的声音，我作为公民记者到青岛跟访这位“男小三”，巧遇当地纪委找“小三”了解情况，纪委的人连“你们怎么做爱，谁在上谁在下”都问了。查询小三的资料，意外发现他三次因诈骗罪被判入狱，而文章发表后，我收到五位公务员系统的同志求助，他们均被这位“男小三”以曝光隐私为由控制着，“提分手就整死你，”电话必须随时接听。（相关文章：男子举报农业局副局长强迫发生性关系）
官员的身份象征着权力，被认为是强势的一方，但据我所知同性恋官员大多“要夹着尾巴做人。”他们通常已婚，因为婚姻是体制类升迁的重要考量。异性恋官员，可能台上说一套，家里是另一套；而同性恋官员，则有可能是台上说一套，家里说一套，外面还有另一套，可以想象会有多么分裂。一位80后同志公务员说，他曾在半夜里做梦呼喊男朋友的名字，睡在身边的妻子问他怎么了，他说，“那次，差点曝露了”。
官员的性倾向在单位和家庭中都是要包裹起来的，否则要么丢工作，要么失去家庭。在竞争激烈的官场，性倾向如果曝光，可能会被对手拿来说事，就像陈培江，被组织定个“生活作风”问题，那是板上钉钉的事。在中国，官员主动公开性倾向的几乎为零。但公务员体系中同性恋者的数量并不低。根据上海同志商务去年的调查，中国8%的同性恋者称他们是公务员或在事业单位工作，这个比例仅次于在公关及广告行业中的同性恋比例，在同性恋的职业分布上排第二位。
官场同性恋的弱势还表现在社会接纳上，异性恋官员有“小三”，大多数人并不觉得新奇，甚至会认为有面子。而男性官员的“男小三”一旦曝光，还要面临道德拷问，面子尽失。公众对同性恋的了解有限，容易把性倾向归结为“道德问题”，而道德又常常成为官场扳倒一个人的利器，屡试不爽。
笔者在工作中接触到多例公务员被婚外“男小三”以曝光隐私威胁，要么控制不允许提分手，要么频繁“借钱”。最近一例求助者说，“男小三”要求他每月至少与其发生一次性行为，否则就去他单位大闹。而他则因为“小三”的“人品有问题”坚决要求分手。也有一些同性恋官员遇到这种情况，选择给钱消灾，息事宁人。
“小三反腐”之所以抓人眼球，它是公众对权力张扬跋扈的一种消解，多是围观看笑话的心态。同性恋官员性倾向那个点，则是最薄弱的地方，可以一击中的。而控制多位官员的“男小三”王显，则把官员们变成了他手中的提线木偶，好像他控制着那些不可一世的官员，因为他们的把柄都在他那儿，更吊诡的是，他控制的官员多来自政法系统。而玩弄这种控制欲对一些心理不健康的人来说，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小三反腐”的初始通常是情感纠纷问题，当一方拿腐败为据时，则很快可以从弱者实现力量反转，网民对权利的嘲讽、对腐败的憎恨情绪被一起裹挟进来，“小三”瞬间成了“正义”的化身，如果官员恰好是同性恋，则更具轰动效应，在这种情况下，官员不堪一击。
为“小三反腐”叫好，在笔者看来是病急乱投医。解决官员腐败问题，更应当寻求制度性的保障，而“小三反腐”背后是仇恨，甚至当事人本身就有心理或精神问题。有些“小三反腐”实质是分手暴力？是控制欲无法满足后的“毁灭对方”，与性倾向无关。
同性恋官员的“男小三反腐”，当前环境下，还可能带有利用隐私相胁，无法见效后的孤注一掷。这一问题，同样值得关注。
（特约专栏，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本文不代表本网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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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艺要扳倒前男友的决心很大，笔者曾两度收到他发来的微博私信，要求“帮忙转给媒体”、“要把他搞臭”，笔者回复他，“建议私人感情问题双方协商沟通，不便参与”。刘艺甚至认为自己的叔叔和父亲都收了对方的好处，他辍学，亲友也不再与之来往，“专职举报陈培江”。家人曾两次把他送到精神病院治疗，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
这让我想起2012年，另一位“男小三”王显在天涯论坛上实名举报山东高密农业局一位副局长，当媒体介入后，官员失语，媒体上只有“男小三”的声音，我作为公民记者到青岛跟访这位“男小三”，巧遇当地纪委找“小三”了解情况，纪委的人连“你们怎么做爱，谁在上谁在下”都问了。查询小三的资料，意外发现他三次因诈骗罪被判入狱，而文章发表后，我收到五位公务员系统的同志求助，他们均被这位“男小三”以曝光隐私为由控制着，“提分手就整死你，”电话必须随时接听。（相关文章：男子举报农业局副局长强迫发生性关系）
官员的身份象征着权力，被认为是强势的一方，但据我所知同性恋官员大多“要夹着尾巴做人。”他们通常已婚，因为婚姻是体制类升迁的重要考量。异性恋官员，可能台上说一套，家里是另一套；而同性恋官员，则有可能是台上说一套，家里说一套，外面还有另一套，可以想象会有多么分裂。一位80后同志公务员说，他曾在半夜里做梦呼喊男朋友的名字，睡在身边的妻子问他怎么了，他说，“那次，差点曝露了”。
官员的性倾向在单位和家庭中都是要包裹起来的，否则要么丢工作，要么失去家庭。在竞争激烈的官场，性倾向如果曝光，可能会被对手拿来说事，就像陈培江，被组织定个“生活作风”问题，那是板上钉钉的事。在中国，官员主动公开性倾向的几乎为零。但公务员体系中同性恋者的数量并不低。根据上海同志商务去年的调查，中国8%的同性恋者称他们是公务员或在事业单位工作，这个比例仅次于在公关及广告行业中的同性恋比例，在同性恋的职业分布上排第二位。
官场同性恋的弱势还表现在社会接纳上，异性恋官员有“小三”，大多数人并不觉得新奇，甚至会认为有面子。而男性官员的“男小三”一旦曝光，还要面临道德拷问，面子尽失。公众对同性恋的了解有限，容易把性倾向归结为“道德问题”，而道德又常常成为官场扳倒一个人的利器，屡试不爽。
笔者在工作中接触到多例公务员被婚外“男小三”以曝光隐私威胁，要么控制不允许提分手，要么频繁“借钱”。最近一例求助者说，“男小三”要求他每月至少与其发生一次性行为，否则就去他单位大闹。而他则因为“小三”的“人品有问题”坚决要求分手。也有一些同性恋官员遇到这种情况，选择给钱消灾，息事宁人。
“小三反腐”之所以抓人眼球，它是公众对权力张扬跋扈的一种消解，多是围观看笑话的心态。同性恋官员性倾向那个点，则是最薄弱的地方，可以一击中的。而控制多位官员的“男小三”王显，则把官员们变成了他手中的提线木偶，好像他控制着那些不可一世的官员，因为他们的把柄都在他那儿，更吊诡的是，他控制的官员多来自政法系统。而玩弄这种控制欲对一些心理不健康的人来说，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小三反腐”的初始通常是情感纠纷问题，当一方拿腐败为据时，则很快可以从弱者实现力量反转，网民对权利的嘲讽、对腐败的憎恨情绪被一起裹挟进来，“小三”瞬间成了“正义”的化身，如果官员恰好是同性恋，则更具轰动效应，在这种情况下，官员不堪一击。
为“小三反腐”叫好，在笔者看来是病急乱投医。解决官员腐败问题，更应当寻求制度性的保障，而“小三反腐”背后是仇恨，甚至当事人本身就有心理或精神问题。有些“小三反腐”实质是分手暴力？是控制欲无法满足后的“毁灭对方”，与性倾向无关。
同性恋官员的“男小三反腐”，当前环境下，还可能带有利用隐私相胁，无法见效后的孤注一掷。这一问题，同样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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