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在线特约专稿）西方女性地位之高，虽然不能说百分之百地达到了和男性平权的程度，却也几乎达到了百分之七十。公共场所总有男性为女性开门让道，女厕所总有数量充沛的单间和舒适的母婴换洗室，职场里有配备给女性的各种反性骚扰法，招聘栏不会看到“女性，样貌佳，身高160，25岁以下”的字样，因为没有人敢把女性的年龄和样貌作为应聘标准，西方不少国家甚至给男性放产假。……不单在日常生活方面，西方女性在公共事务领域的地位也与男性日趋平等，德国，丹麦，挪威，波兰，瑞士等都先后出现了女性总理，首相和总统；在美国，希拉里要参加明年的总统竞选；在英国今年五月即将来临的持政党换届大选中，七位来自不同党派的首相候选人中，就有三位是女性。

是什么让西方女性能获得今天的社会地位？天上没有掉下来的馅饼，追溯西方的女权史，没有哪一章不是筚路蓝缕，举步维艰。这里面尤其壮烈的是女性投票权的抗争史——时光若倒退200年，不要说女性参与竞选，就连投票都是痴人说梦。

拿英国为例，作为限制封建王权的一项策略而发展起来的英国议会，在1832年以前，只有年满21岁和拥有一定财产的男性公民才能参与投票，好在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为这一不公平的制度带来了转机：地主和贵族阶级的地位逐渐被工业资产阶级的地位取代，工人阶级的力量也日益壮大，女工，因此得以在工人阶级的队伍中涌现。女工们不但参与工会事务，也积极参与各种罢工运动。例如英格兰柴郡县的Quarry Bank纺织厂，在工业革命时期，其主要劳动力均为女性学徒。只有年满21岁的女性学徒才有望获得工资，其余女工，从9岁到21岁不等，则得不到一分钱的报酬。她们在棉尘扑面，安全系数远低于今日标准的棉纺车间里作业，每天超负荷工作12小时，每周工作6天，周日还要到教堂感谢主的恩惠；晚上，她们睡在被上锁的集体宿舍里，厕所是门边的一只尿壶。早上，她们天不亮就得起床，早餐是一团稀烂的麦片，没有碗，麦片直接舀到手里……不时还遭受男性监工的性骚扰。在这样的环境下，女工们不得不抗争。

1833年，为了将劳动时间缩短至10小时，全英上下成千上万的女性加入了男性领导的 “我要十小时”的罢工。在根据Quarry Bank纺织厂留下的两万多份文献改编的英国热播电视剧《The Mill（棉纺厂）》（2013）中，一位女工因为连续数月的罢工，柴米断尽，不幸饿死了刚刚降生的孩子。尽管代价不菲，罢工却最终取得了胜利。

工业革命带给女性从身体到思想的变化，用恩格斯的话说：“工业革命让女性从家门走进了社会，对女性而言，这一改变意味着解放。”1851年，英国职业女性占38.9%；其中印刷业中的女性比例为20.5%，陶瓷和玻璃制造业中的女性比例为16.7，饮食和旅店行业中的女性比例为13.2%，公共项目管理业中的女性比例为4.5%……

传统的家庭妇女跻身为职业女性，为女权主义带来了一个新的时代，女权运动因此由零散的个人抗争，逐渐转变为组织性社会运动。这一切，包括一直以来在某种程度上巩固了女性家庭地位，减少女性内耗力的一夫一妻制，都为女性在公共领域的权益抗争打下了基础。

工业革命虽然让女性成为生产力，却并没有让女性从“男性的附属物”里解放出来。1882年以前，英国女性一旦结婚，她们的财产就得归丈夫所有。1882年以后，她们虽然可以拥有自己的财产，但却得交纳重税，而对于如何支配这些税金，却丝毫不允许过问。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获得公共事务领域的发言权，自1872年之后，英国女性就开始了争取投票权的斗争，这场精卫填海的斗争持续了近半个世纪。在其初期，各种女性组织加起来就有17个，1897年，这些分散的组织聚集起来，形成了全国女性选举联合会（National Union of Women’s Suffrage Societies），到了1913年，全英上下近500个正式注册的男性选举团体都加盟了该联合会，鼓噪而进，力挺女性，要求议会授予女性投票权。

为了争取投票权，有的女性不得不通过一些在今天看来过激的做法，比如把自己绑在街头的栏杆上，或者冲进议会用打砸物品的方式中止会议进行等等来吸引公众的注意力，因此她们很多人被抓进了监狱。Emily Davison, 就是其中的一位行动派，一位悲剧性的红发女英雄。

先后9次入狱，绝食49次的她，曾在1895年以名列前茅的成绩毕业于牛津大学英语系，但因当时的牛津不授予女性学位证书，所以她没能拿到学位。同年，她成为一名女子学院的教师，十年以后她放弃教职，加入了一个名为“女性社会政治联盟（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的行动派团体，争取女性投票权。1909年，她因试图把一份草案亲手递交给首相，以搅乱社会治安罪被判刑一年。出狱后的第四个月，她因擅自闯入某议会厅而再次入狱……在监狱的日子里，绝食抗议的她被无数次“强灌”。在一封写给友人的信中，她透露道：“两个医生，六个狱警，对我强灌食物。医生用金属口塞把我的嘴掰开，固定，狱警则拿起一个罐头，对着被撬开的洞口，把一个罐头的食物一股脑地倒进去，那种情况下，我根本没法吞咽……”

1913年6月，再次出狱后的Emily Davison，突然出现在当时英国最隆重的赛马盛事“德比赛马会”上。在赛马会开始前的一分钟，为了将“让女人投票”的条幅套在赛马上，她竟然跳进了跑道，在飞奔而来的马群中，她想抓住其中一匹马的缰绳，却不幸被撞倒在国王乔治五世的赛马“Anmer”的马蹄之下，头盖骨严重破裂。四天后，她死在了医院里。

她的死亡为争取投票权的女性们带来了空前绝后的媒体效应，至今，人们仍可以在Youtube上看到当年她被马踩死的悲惨录影。她去世5年之后，即1918年，年满30岁以上，且拥有一定财产，或者其丈夫拥有一定财产，或拥有大学毕业文凭的女性，终于获得了投票权（而男性则不需要这些附加条件，只要年满21岁以后就有投票权）。为了取缔这些附加条件，争取像男性一样年满21岁就可以投票，英国的女权主义者们又持续奋斗了10年，终于在1928年，获得了所有女性的投票权。

这些发生在一个世纪前的陈年往事，一次次地提醒我们，那些女权主义者争取的，不是做月子时有五个丫环伺候，也不是逼男人们在公交车上让座，更不是孤芳自赏的意见领袖，而是最基本的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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