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FA电影节：中国纪录片如何征服西方观众？

（荷兰在线特约专栏）这座城市如此安稳，让人暂时忘记纪录片里动荡的社会和人生。阿姆斯特丹既有欧洲城市的古朴厚重，又因为运河而显得小巧而秀丽。有轨电车叮叮当当的穿行过后，骑自行车的人们就如隽永的溪流静静涌过。不同肤色的行人，多种语言的交流，红灯区和Coffee shop。怎样的城市，诞生怎样的电影节。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IDFA）也因此多元而开放。

虽然IDFA已经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纪录片影展，但对于中国纪录片人而言还显得陌生。实际的表现就是，中国影片的数量实在有限。今年只有一部中国纪录片参展，另一部中国纪录片提案参与市场环节。导演周浩的《棉花》拍摄历时八年，聚焦棉花产业链，展现采棉产业链背后折射出的深层个人及社会思考。在市场提案环节，是导演王杨聚焦中国社会发展中传统家庭命运的纪录片项目《纺织城》。其他纪录片机构和个人制片公司则组小规模的中国代表团。跟整个电影节的参与人数相比，中国面孔实在少得可怜。

对于国际纪录片圈子而言，一方面对中国纪录片充满兴趣，另一方面又因为文化差异而显得漠不关心。兴趣在于，中国社会和人的生活究竟在发生什么变化？这个变化所带来的未知性。漠不关心，在于中国并没有被纳进西方视点的全球化。中国实在太过遥远了，对大多数的西方观众来说，中国只意味着几个文化标签。而中国人究竟如何生活？是不是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人具有共性？这些都像是一个哑谜。

中国纪录片有它深厚的现实土壤。九十年代之前，中国还不存在完整意义上的纪录片。只有新闻片和政治宣传片的概念。发轫于九十年代的“新纪录片运动”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纪录片的发展历程。两股纪录片思潮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纪录片人的创作。一是以怀斯曼为代表的美国直接电影，强调摄影机就像是“墙壁上的苍蝇”，强调真实性和非参与性。二是以日本导演小川绅介为代表的根植于社会抗争，和亚洲本土文化认同的纪录片运动。这两股思潮与其说影响了中国，不如说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这两种纪录片思潮。

对于中国纪录片而言，一方面“真实”是第一位存在。因为长期以来真实都容易被掩埋。另一方面“文化抗争”也是东亚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不断认知自我的一种方式。中国纪录片从九十年代至今，诞生了一大批有深度有水准的作品。虽然中国纪录片在技术层面有待加强，也少有活泼机智之作，但这些“笨拙”的作品正在重新塑造中国的当下历史。并且也形成了根植于生活土壤的美学形态。

影展观众在谈到中国影片时说的倒很有趣，“我们想要知道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那些大事件到来之前或者之后的样子，那些足以证明人类共通性的故事和人物。”虽然关于政治对抗和激烈现实反思的中国纪录片，近两年获得了不少赞誉和奖项。但回归到普世的人性故事，也许是中国纪录片走向成熟的必经选择。并且借由这样的纪录片的诞生，西方观众也获得一次机会，剥除掉文化标签所带来的陈腐印象。如何落于个人，又关系社会？在生活里读取概念，而不是从概念出发重构生活。这是中国纪录片人在电影节散场之后，值得思考的问题。

放映、评奖，市场环节……属于电影节时刻的阿姆斯特丹终会散场。阳光、笑容，还有愁苦……属于人生与日常生活的此城此民一定永恒。包容而有态度，令阿姆斯特丹影展也如城市气质一样坚韧持久。脚踏实地，中国纪录片的美学与社会价值也终会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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