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绥铭：中国的性教育不需要救世主

（荷兰在线特约专栏）最近30多年来，中国的性教育事业从无到有，始终是以社会力量为主要推动力，就是一批批的志士仁人，不断地在社会上实际进行着性教育工作。其中，1985年阮芳赋先生出版的《性知识手册》首开先河，然后在1990年代里，以《人之初》杂志和天津广播电台的“悄悄话”为代表，许多大众传媒都陆续开始进行性教育，做出巨大的贡献。

在经历了很长一段“专家主导”的时期以后，在新世纪里，以福特基金会和玛丽斯特普组织为代表的国际民间力量，开始支持和推动中国的各种民间组织开展性教育工作；草根力量开始登上主要舞台；互联网上各种网站层出不穷，开始发挥越来越强大的作用；使得性教育事业在当前中国焕然一新。

这种历史发展过程，实际上与国际情况（例如荷兰）是基本一致的。在发达国家里，也是民间组织和社会力量首先开展性教育的。区别仅仅在于，那些国家的政府不得不迅速地跟上社会的发展步伐，及时地在学校里开展正式的性教育，否则就会被问责。可是这就造成了中国人的普遍误解，以为发达国家是在政府的主导下开展性教育的，甚至以为政府主导的性教育是唯一的形式，不由自主地忽视了国民的主动性和创造力。

现在已经是2014年了，如果我们仍然停留在呼吁政府重视的阶段，那可真是太缺乏自信了。性是我们自己的，性教育是我们对下一代不可推卸的公民责任。我们有能力做好自己的事情，不需要再去哀求救世主。互联网就是我们最广阔最自由的性教育空间。无论领导、校长、老师、家长，都已经无法阻挡年轻人在网上学习“性”、表达“性”和评价“性”。这就是我们自己的“性存在”，就是我们的自我教育、自我成长和自我确立。

李克强总理最近不断提出“倒逼改革”，就是民间力量靠自己的发展，不断地推动政府和政策的改变。中国的性教育也已经发展到这样的阶段了，我们已经没有必要再去喋喋不休地呼吁什么了。我们已经做起来了，领导如果反对就是犯错误，如果不支持就是失职，总有一天我们会按照《义务教育法》来问责的。

（原题：中国性教育小议 特约专栏，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本文不代表本网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