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气候变化：拆解责任上的国家篱笆
2015-12-26 温波
（荷兰在线特约专栏）巴黎气候大会尘埃落定，各国代表共同达成的《巴黎协定》确立了2020年后以“国家自主贡献”为主体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机制和将全球升温控制在2度以内。1997年在京都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大会，所通过《京都议定书》规定发达国家强制减排，最后连东道国日本都拒绝履行。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更成了各国博弈的舞台，无果而终。（相关文章：巴黎气候大会琅琊榜：中国是黄色中等生？）
巴黎气候大会，东道国法国政府展示出外交风范，志在必得。各国领导人在经历多年气候变化的科学和意识普及之后，谁也不愿意背上可能遭受历史所指的黑锅，力促最终共识达成。
但正如以往各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一样，进步总是渐被拖累。各国政府虽大都展示积极应对的姿态，但气候变化的现实依旧愈演愈烈。
而其中，以国家为单位相互约定温室气体减排标准，可能是现有政治体系只能做到如此。然而，现代国家大体上是建立在民族国家的概念上。以国家为计，而不是以地域生态系统、人口、行业领域为因素来计算，不见得是最科学、最有效的应对气候变化方式。 例如，国际航运和航空业，因为其温室气体排放是在公海和国际空域，即使排放量十分可观，但也没有计入任何国家的排放量和相应的减排体系中。 还有一些政治因素，而造成香港、台湾这样非主权国家地区的排放无法计入和列为减排要求对象。
环境问题的特点之一是可以追溯到历史责任，比如狩猎让物种灭绝、开垦对沙漠绿洲的破坏。而国与国之间的、涉及全球的气候变化问题成为最大规模的环境问责。因为温室气体在地球封闭的生态圈内聚集，早期发达国家在工业发展中排放的温室气体成为造成当今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因素。
气候变化所造就的生态灾难，由之引发的生态难民却在发展中国家更为显著。中国西北地区每年都有人口因为干旱和沙漠化而颠沛流离。中国北方大面积的缺水现实给国家生态安全带来威胁。全球变暖还带来细菌病毒滋生泛滥，增加传染性疾病的传播。世界上，像中国这样因为气候变化而濒临险境的不在少数。
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但此“老大”地位也是应了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缘由。中国工厂为各国市场提供源源不断的商品中，大多也是外方公司的国内生产、代工和订单。而能源消耗、温室气体排放牢牢地记在中国的账上。但真正温室气体贡献者实际上是这些国家的消费人群。
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中国政府主张以人均排放量计算，中国属于低排放国家。的确如此，一个数字以中国庞大的人口数为分母，只要人均，都会变小。但如果看到中国地区间的巨大差别，有的中国省份温室气体总量堪比一些西方国家，比如北京私家车中大排量的比比皆是。那如果如此人均标准，在发展中国家，拥有大排量汽车就变得无可厚非，只要和无车族平均，就可以心安理得。所以温室气体减排不能单纯地以国家发展过程为保护伞。
此次巴黎大会之所以通过协议，原因之一是将之前“承责而罚”改变成“自主贡献”。之前至上而下的减排方式，因为缺少超越主权国家之上的监督执行体系，连常为“世界警察”的美国都带头反水，难免不了了之。而此轮大会之后，推行的是自下而上的机制。这种确定目标，各自表现的激励机制，符合了谈判各国的面子要求，也留出余地未来再议。
作为主权国家的的谈判代表，回到自己国家汇报、通报以及通过各政府部门具体落实，这估计是比达成巴黎协定还要艰难的事情。主权国家有自己的法律执行体系和经济管理框架。在中国这样的威权主义国家里，如果政府和领导人认定，具体推行节能减排，只要尊重科学、方法科学，效果和力度都会比较明显。
在具体实施中，也还要重视领域减排和地域减排。一些重点行业，如交通、发电、建筑等领域，应有自身行业的减排要求。不应该因为一个工矿位于草原上，周边附近没有其它温室气体排放企业，于是就可以肆无忌惮。 而地域方面，广东和浙江都算得上是排放大省，相当甚至高于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些发达省份的温室气体排放不应该在一国伞羽下，和青海、西藏、贵州等地平均起来就暗度陈仓，而应该尽早实现相应比例的减排措施和规制。
纵观人类的历史，国家的建立是为了民族独立，以宗教、语言、文化、历史、地理等因素逐渐演替形成的。国家这个概念在很多涉及到全球事务和全人类利益的时候，往往成为政府手中的挡箭牌和托辞。诸如气候变化这样的环境问题，既涉及到其后果威胁人类整体的命运，也涉及到每一人类个体在日常生活和生产中的行为对节能减排的贡献。
从过去到现在，发达国家里的众多民众也并非全球气候变化的“元凶”，而当前发展中国里的一些生活生产方式、土豪消费行为，对气候变化的“贡献”也是触目惊心的。节能减排除了国家目标和政府各自减排计划，在每一个社会里也都需要自下而上的意识觉醒和行为自觉。只有人民形成集体的环境道德，对破坏地球和生态的行为不再置若罔闻，《巴黎协定》中所期待的未来才会成为可能。
（特约专栏，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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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正如以往各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一样，进步总是渐被拖累。各国政府虽大都展示积极应对的姿态，但气候变化的现实依旧愈演愈烈。
而其中，以国家为单位相互约定温室气体减排标准，可能是现有政治体系只能做到如此。然而，现代国家大体上是建立在民族国家的概念上。以国家为计，而不是以地域生态系统、人口、行业领域为因素来计算，不见得是最科学、最有效的应对气候变化方式。 例如，国际航运和航空业，因为其温室气体排放是在公海和国际空域，即使排放量十分可观，但也没有计入任何国家的排放量和相应的减排体系中。 还有一些政治因素，而造成香港、台湾这样非主权国家地区的排放无法计入和列为减排要求对象。
环境问题的特点之一是可以追溯到历史责任，比如狩猎让物种灭绝、开垦对沙漠绿洲的破坏。而国与国之间的、涉及全球的气候变化问题成为最大规模的环境问责。因为温室气体在地球封闭的生态圈内聚集，早期发达国家在工业发展中排放的温室气体成为造成当今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因素。
气候变化所造就的生态灾难，由之引发的生态难民却在发展中国家更为显著。中国西北地区每年都有人口因为干旱和沙漠化而颠沛流离。中国北方大面积的缺水现实给国家生态安全带来威胁。全球变暖还带来细菌病毒滋生泛滥，增加传染性疾病的传播。世界上，像中国这样因为气候变化而濒临险境的不在少数。
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但此“老大”地位也是应了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缘由。中国工厂为各国市场提供源源不断的商品中，大多也是外方公司的国内生产、代工和订单。而能源消耗、温室气体排放牢牢地记在中国的账上。但真正温室气体贡献者实际上是这些国家的消费人群。
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中国政府主张以人均排放量计算，中国属于低排放国家。的确如此，一个数字以中国庞大的人口数为分母，只要人均，都会变小。但如果看到中国地区间的巨大差别，有的中国省份温室气体总量堪比一些西方国家，比如北京私家车中大排量的比比皆是。那如果如此人均标准，在发展中国家，拥有大排量汽车就变得无可厚非，只要和无车族平均，就可以心安理得。所以温室气体减排不能单纯地以国家发展过程为保护伞。
此次巴黎大会之所以通过协议，原因之一是将之前“承责而罚”改变成“自主贡献”。之前至上而下的减排方式，因为缺少超越主权国家之上的监督执行体系，连常为“世界警察”的美国都带头反水，难免不了了之。而此轮大会之后，推行的是自下而上的机制。这种确定目标，各自表现的激励机制，符合了谈判各国的面子要求，也留出余地未来再议。
作为主权国家的的谈判代表，回到自己国家汇报、通报以及通过各政府部门具体落实，这估计是比达成巴黎协定还要艰难的事情。主权国家有自己的法律执行体系和经济管理框架。在中国这样的威权主义国家里，如果政府和领导人认定，具体推行节能减排，只要尊重科学、方法科学，效果和力度都会比较明显。
在具体实施中，也还要重视领域减排和地域减排。一些重点行业，如交通、发电、建筑等领域，应有自身行业的减排要求。不应该因为一个工矿位于草原上，周边附近没有其它温室气体排放企业，于是就可以肆无忌惮。 而地域方面，广东和浙江都算得上是排放大省，相当甚至高于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些发达省份的温室气体排放不应该在一国伞羽下，和青海、西藏、贵州等地平均起来就暗度陈仓，而应该尽早实现相应比例的减排措施和规制。
纵观人类的历史，国家的建立是为了民族独立，以宗教、语言、文化、历史、地理等因素逐渐演替形成的。国家这个概念在很多涉及到全球事务和全人类利益的时候，往往成为政府手中的挡箭牌和托辞。诸如气候变化这样的环境问题，既涉及到其后果威胁人类整体的命运，也涉及到每一人类个体在日常生活和生产中的行为对节能减排的贡献。
从过去到现在，发达国家里的众多民众也并非全球气候变化的“元凶”，而当前发展中国里的一些生活生产方式、土豪消费行为，对气候变化的“贡献”也是触目惊心的。节能减排除了国家目标和政府各自减排计划，在每一个社会里也都需要自下而上的意识觉醒和行为自觉。只有人民形成集体的环境道德，对破坏地球和生态的行为不再置若罔闻，《巴黎协定》中所期待的未来才会成为可能。
（特约专栏，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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