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滑坡事故现场

环境灾难临界点:“深圳滑坡事故”的警示(组图)

(荷兰在线特约专栏)12月20日,深圳光明新区发生大规模滑坡,附近西气东输管道发生爆炸,33栋建筑物或埋或毁,上百人失联。对于这些生死不明者,他们经历了犹如庞贝城般的覆顶之灾。

然而与火山爆发、地震海啸不同,此次灾害实为人祸。灾难发生地点是一处管理无序的采石场和渣土堆放地,山上原有植被已经破坏殆尽。

如此大规模的人为灾害,其前期一定是有个危险积累的过程。而这些危险因素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到达临界点。此时,一些细小的因素就可以导致灾难的发生。而在灾难发生之前,甚至尚未到达临界点之前,表面上似乎平静如初,让人们对之习惯性地作壁上观,不屑一顾。


(深圳滑坡事故鸟瞰图)


深圳滑坡事故救援人员搜救

无独有偶,在地球的另一端,11月5日,巴西萨马尔科矿产企业发生溃坝,约6200万立方米的尾矿水混合矿渣倾斜而下,造成16人死亡,多地村庄覆灭。铁矿废物流经铺盖河流大约500公里,并进入海中,造成大量生物死亡,成为巴西史上最惨重的环境灾难。

多年来,中国为支持经济发展,各地大规模开矿挖地。与之伴随的是尾矿废渣极为粗放地堆放。这些尾矿废渣经雨水冲刷,污染物质进入地下水和通过地表径流进入河流中。而其造成生态成本、污染损失,却全民买单,吞其苦果。

中国开采稀土成为世界主要出口国,占据全球绝大部分稀土市场。然而廉价的资源输出,留下的是千疮百孔的污染和众多尾矿。黄金、铀矿、有色金属矿藏等开采也都形成大量的尾矿矿渣。

由于拦截尾矿需要建坝,势必也逐渐积水。于是很多尾矿坝区就形成了矿渣和水混合的物质,一旦溃坝,就形成流体。而这些“炸弹”就位于城市和乡村居民区、敏感生态区域的上游,犹若头顶悬湖。例如,号称“稀土湖”的包钢尾矿库距离黄河最近距离仅有10公里,四川攀钢矿业1.87亿立方米库容的马家田尾矿库则就在金沙江之上。


深圳滑坡事故现场附近居民被临时安置

有实力的企业,尤其是大型国企,尚可以不时有抢险应急演练,或不断加高加固堤坝。但近些年大量矿山变为私营,私企挖矿成为主体。这些设备简陋、管理松弛,以谋利为图的私营业主,对于矿工的生命安全都难有保障,要求其在尾矿库设计和建设上立下功夫,近乎痴人说梦。而全国各地有2万多个尾矿库,还有难以统计的非法开矿开采,毫无管制的任意堆放。

与此类似,中国突飞猛进的核电发展背景下,在众多核电站运行中,也产生大量的放射性核废料。作为核废料中主要的中低放射性废物,目前国家处置政策是“中低放射性固体废物实行区域近地表处置”。而实际上由于区域核废处置场选址艰难,像秦山这个中国首座核电站只能将中低放射性废物长年就地暂存。国内其它核电站也多为类似情形。而经过多年累积,这些核废物暂存库面临超期服役和库满为患的风险。

风险的积累往往会导致不可逆转的灾难发生。没有发生只是因为还没到达其“临界点”。一旦超过“临界点”,“可能”就变成了“必然”。类似巴西溃坝的灾难,在中国也并非没有发生过。2008年9月8日,襄汾新塔矿业尾矿库溃坝,26.8万立方米的泥水矿渣倾泄,造成277人死亡,4人失踪。

这些灾难大多是人为环境问题,需要政府、企业管理者们有能力认识到问题的存在、预测风险的到来。而社会上也会有很多有识之士,他们因为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往往会有先见之明。或是普及基本科学和生态知识,追求社会进步,推动完善社会治理。这些环境人士和组织的存在是有助于预见并提醒环境灾难临界点的到来。政府不该对这些人士和组织进行压制,否则落得自毁长城,那灾难的到来只是时间早晚而已。

(特约专栏,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本文不代表本网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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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波
温波

温波曾参与创办绿色和平组织北京办公室,担任过Global Greengrants Fund中国协调人和太平洋环境组织中国项目负责人,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空气与水保护基金项目主任。亚洲协会"Asia 21 Young Leader",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青年领袖,美国PEW海洋保护学者,还曾担任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议程委员会委员(2012-2014),现为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全球探索基金政策和媒体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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