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淦恭：中国怎样学习“新加坡模式”？

（荷兰在线特约专栏）3月29日，新加坡“国父”，”建国总理“李光耀的葬礼举行。而在葬礼举行的前一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海南博鳌首度提出“亚洲方式”，与李光耀一直以来在西方阵营中提倡“儒家价值观”形成精神上的“共鸣”。在外界看来，从新加坡到中国，不同时空背景的华人国家，都在寻求和西方国家有差异的发展道路，以实现自身目标。

新加坡的成功并不来源于威权政治

许多人都看到，新加坡在一党长期执政的情况下，保持了政府的高效、廉洁，在一个资源匮乏的弹丸之地，建成世界顶尖的发达国家。实行威权政治的新加坡的成功，甚至被西方民主制度的反对者视为他们最好的论据。

但事实上，深入梳理“新加坡模式”的内核，其独特性并不像一些论者想象的那么突出。从大环境来看，新加坡的成功，首先在于其在国际政治中纵横捭阖的选择。新加坡坚定地站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一边，从立国之初就确定英语官方语言的地位，始终自觉而主动地融入西方经济体系。借由在经济上同西方发达国家的高度融合，以及地处马六甲海峡咽喉的特殊地理位置，新加坡成就了其东南亚金融中心的地位。虽然新加坡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同典型的西方社会有所区隔，但却的确为西方主流社会扮演好了马六甲守护者和亚洲开发前沿的角色。

从小环境来看，新加坡的成功，也不止得益于所谓的“威权政治“。诚然，新加坡长期保持一党执政，李光耀家族对新加坡政治具有几乎决定性的影响力，但这并非新加坡唯一的制度基础。虽然李光耀对民主政治充满怀疑，新加坡也没有达到西方对于”自由民主“国家的制度要求，但新加坡仍在形式上实行了选举民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虽然能够通过特殊的制度安排在选举中保证胜出，但选举中得票率的增减也是民意的检验；同时，新加坡完整地保留了英国遗留的司法体制，在亚洲地区是法治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这也是新加坡吸引海外投资的法宝，反观大多数长期实行独裁政治的地区，往往法治混乱，腐败横行，虽然也有强势的领导人，但国家能力实际上相当弱势。

新加坡是个公司

从本质上来看，新加坡更像一个公司，而非一个国家。外界常将李光耀定位为新加坡“大家长”，其实把他视作新加坡的“大老板”也是成立的。

传统华人社会，宗族势力非常强大，新加坡多数华人移民的祖居地广东、福建，至今仍是家族势力最为稳固的地区。家族既是政治单元，也是经济单元，抛开新加坡作为西方阵营一份子和法治国家的背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新加坡也像一个大家族。李光耀这样的大家长，在政治上是新加坡民众的公约数，而在经济上则是领导新加坡这个“家族企业”的掌门人。新加坡经济的繁荣，使新加坡民众能够共享这种成果，这与一般企业成长与个人成长的关系并无二致。

新加坡是一个在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中的一间小公司，这一家公司适应国际秩序的规则，但同时又有自己特殊的管理文化。新加坡是一个高效率的家族企业，但其中的职业经理人阶层非常娴熟，并且工于市场经济的规则。强势的决策层、严明的秩序和纪律、政府的高效能和完善的福利，更接近一家成功企业的文化基因。换句话说，新加坡城的成功，其实是新加坡“公司“的成功，将国家作为公司来经营和管理，这是李光耀的创举。

但时时需要注意的是，这一家“公司“之所以成功，并不只是因为它是”家族企业“，更因为它精密地运作，重商主义和规则意识，是推动新加坡这个”公司“取得成功的技术基础。

中国如何学习新加坡？

几乎没有人否认，新加坡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样板意义。新加坡不仅启发中国，可以在保持有权威的政治体制的前提下，和西方国家成为贸易伙伴，甚至还参与中国区域经济格局的塑造。如今中国经济总量最大的地级市苏州，其经济起飞正源于1994年新加坡工业园区的落户。

中国的开放进程，始于华南地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对外开放的标志性事件是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的成立。上世纪九十年代，改革重心北移，长三角的地位进一步凸显，标志性事件正是浦东新区开发和新加坡工业园区。可以这样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内地投资最重要的海外资本是港资，而在九十年代，新加坡资本已成为在华投资的一支重要力量。

新加坡在华投资的影响力，并不在绝对数量上，而在于其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路径影响。苏州的新加坡工业园，是新加坡裕廊工业镇的翻版，在一定程度上，苏州也在经济上成就了一个“小新加坡”。上世纪八十年代，地方政府的增长竞赛已经开始，但中国市一级政府的增长竞赛步入高潮，还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张五常认为，地方政府的公司化竞争是中国崛起的秘密，而以开公司的理念和方法来做政府管理，正是从新加坡引入的。

中国各个地方政府之间，围绕招商引资和政府效能的比拼，正是借鉴了新加坡成长的经验。从这个意义上，中国学习新加坡可以说已经是“遍地开花”。但从另一个层面看，中国地方政府学习新加坡经验又是不完整的，对新加坡模式的“选择性学习”，反而成为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桎梏。



中国的地方政府过于在意GDP的增速，在追求自己这个“公司”成功的时候也造成了巨大的发展“外部性”。比如，沿海一些城市希望自己能够吸引足够多的外来劳动力，但又不愿意负担与之相应的公共服务责任；在一个城市内部，还有更极端的情况，每个区都希望自己的人均GDP高，都希望企业在本区投资，居民都到区外去居住，因而不断提高区内商业地产、工业地产的用地占比。从宏观到微观，地方政府唯GDP数据是举，导致了许多社会问题，使许多地方的民生福祉同经济增长脱节。这种“以邻为壑”，零和博弈的增长竞赛，现在已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

反观新加坡，它作为一个国家，不能把资源、环境、人口等各种压力外移，所以必须妥善解决在地人口的发展和福利问题，如果本地居民过得不好，新加坡民行党的执政地位就会面临威胁，由于新加坡不存在中央——地方政府关系问题，所以新加坡的公司化发展战略可以得到最有效的执行。

而在中国，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利益并不一致。地方政府的增长竞赛，许多时候并不能切实有效地解决各种发展和民生问题。加之由于地方政府没有选举授权，人事又高度短期化，这使得中国地方政府的“公司化”运作充满短期行为色彩。最终，这使得中国地方增长竞赛的质量远不能同新加坡相比。

中国学新加坡的重商主义已经够多了，现在对地方政府而言，可能需要借鉴新加坡政府“温情脉脉”的一面。地方政府应该是将整个区域作为一个整体运营，回归到服务每一个区域内居住者的起点，而不能为各种统计数字所困，地方政府毕竟不是真正的公司，只追求财务上的亮眼成绩显然是不够的。中国可以考虑进一步提升地方政府的稳定性，并增强民意和地方政府权力之间的联系，让地方政府的官员更加重视当地的长远发展。

发展主义的绩效观，地方政府的“公司化运作“，好像都在中国落地生根，甚至原先不太健全的法治，也在2014年以后成为最高决策层要强力全面推动的重点任务。但学会了新加坡的这些”术“，中国就能延续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的成功吗？这还是个未知数。

李光耀的遗产，最值得中国参考的是什么？

在笔者看来，是长线思维。因为他把新加坡当成了自己的“家族企业“来管理，他希望新加坡成为“百年老店”。在这种理念下，他以独到的战略眼光规划新加坡发展的每一步，并且及时作出各种调整。而在中国的体制下，如何让官员都能够有“从长计议”的眼光和襟怀，考验着执政党的制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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