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离中产社会还有很远

过去十年，“扩大中产阶层、建立中产社会”一直是中国官方和媒体的主流论调。然而中产阶层到底对中国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学者们依旧不能达到共识。一方面，如“中国梦”所描述的一样，有学者认为强大的中产阶层能够稳定社会；另一方面，则有学者用西方国家的历史做例子，认为日益扩大的中产阶层会对现有的国家政治秩序带来冲击。悉尼大学中国政治系教授古德曼（David Goodman）则认为，中国现有的中产社会论缺乏有力的社会学基础，中产阶层本身也缺乏可观的规模；仅有的中产群体也大多和党国体系关系紧密。因此，在现有情况下，中国的中产阶层或许并不会给国家社会带来太大的变化。

只有12%的人属于中产

从官方设定的“中产目标”来看，国家对中产阶层的期望值非常高。早在2005年，官方便认为40%的劳动力将在五年内（即2010年）成为中产阶层。到了2007年，国家更是希望全中国人口的55%在2020年成为中产阶层。然而从社会学角度来说，这个数字似乎有点期望值过高了：毕竟，在2013年，中国的年人均收入按购买力（PPP）来算依旧不到一万美元（美国为五万，英国为三万七美元）。所以纯从收入来计算，中国离全民中产，乃至“半民”中产，也有很长的一段距离。

的确，根据2004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全中国只有8%的人年收入超过中产收入线——家庭年收入六万到五十万。由于这条收入线一直没有被更新过，学界对中国到底有多少中产阶层，也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就古德曼教授看来，当今中国只有约12%的人群可以被称为中产阶层。

进入中产的跑道并不平等

实际上，中产社会这个概念的重要性并不在其真实收入水平，而恰恰在它的“概念”。将中产社会发扬光大既可以刺激经济增长，鼓励消费，也可以鼓励民众提高生活质量，并减少贫富差距带来的落差。这种论调显然是有用的——在多次调查中，大多数民众都认为自己是中产阶层，或希望自己成为中产阶层。在生活方式和消费品味方面，中产精神显然引人注目，也能给人以全民跑步进入中产阶层的假象。

然而数据显示，真正能够让底层民众跑步进入中产的主要渠道，比如高等教育，依旧是中产或以上群体的特权。倘若你是一名少数民族的女生，并生在农村，那么你获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便小很多。在2009年的一项研究中，研究者们便下结论说，高等教育依旧是“富人、汉族、城市居民和男性的俱乐部”。

中产需要保证自己在“体制内”

中产本身的定义也是学界一大争论热点。总的来说，管理阶层和专业人士（如律师、医生等）肯定属于中产阶层，但企业家属不属于中产阶层，则迟迟没有定论。许多政治学背景的学者觉得，中产阶层中的企业家们是推动政治体系变化最有力的群体，如Barrington Moore所说的：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no bourgeois, no democracy）。

然而，古德曼教授认为，这一点在中国并不成立。在中国，由于国情不同，共产党政府在私人经济界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将近四分之一的私营企业实际上下属于国营企业，更有许多私营企业实际是国有私有混合制。2007年的一项沿海地区调查显示，51%的受访企业家曾在国有部门工作过，19%曾经是干部。几乎所有受访者都强调，他们需要保证自己在“体制内”。于是企业家在日常管理时做出的决定往往是基于政治和社会考虑，而非单纯的经济考虑。

实际上，中国的中产阶层，包括专业人士和管理层，大多都和党有着密切的联系。党和政府或对这些群体关注密切（如律师），或积极解决群体提出的经济待遇问题（如教师的购房补贴），并致力将这些群体内的人员纳入体制之中。于是，就教师和律师这两个群体来说，尽管他们可能呼吁政改，并密切关注公民权利、收入公平等一系列问题，他们其实并不会反对现有的政治体系。

如此看来，中国似乎离中产社会还有一定距离。目前中国的中产阶层无论是从规模来看还是从阶层凝聚力来看，都乏善可陈。在中产群体真正壮大之前，他们只能是名副其实的“中间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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