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外交的终结

（荷兰在线特约专栏）日本第47届众议院选举中，执政的自民党与公明党获得了全部议席的三分之二，从而使安倍政府获得长期执政的基础，而安倍晋三将在12月24日举行的特别国会上被指名出任首相，第三届安倍内阁届时也将成立。新的安倍内阁在外交方面面临的一大考验便是如何处理日本与亚洲国家的关系，特别是中日关系。

二战后的日本经济外交：吉田主义与福田主义

回顾二战后日本对亚洲国家的外交战略，吉田主义与福田主义是两个鲜明的政策路线。

二战之后长期以来，以吉田茂为代表的传统保守主义以及后来的新保守主义在日本政坛占据主流地位。吉田茂内阁主张以日美同盟为基础，在美国的安全保证下实行“重经济，轻武装”的路线，主张日本只需要保持必要的最低限度的自卫力量，在外交上对美国实行一边倒的政策。由于战败国的身份，国际社会与日本国内都反对日本再度军事化，日本宪法也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这样就限制了日本外交的手段，于是日本只能用经济外交的手段来影响日本与亚洲国家的关系。

从吉田茂内阁起，日本开始尝试发展中日民间贸易，但由美国的强烈反对，以及当时中日关系正常化并未实现，发展中日民间贸易的政策没有取得明显的成效，随后日本在亚洲的关注点转移到东南亚国家。

随着美国缓慢地在亚洲地区收缩，中美关系的解冻，以及日本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日本对亚洲国家的外交开始逐步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并将日本的外交定位为“大国外交”。1956年，日本与前苏联关系正常化后，在1960年通过日美安保条约确定了美日关系对等，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达成，这样日本也具备了展开大国外交的基础。1977年，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在马尼拉提出了著名的“福田主义”，即不做军事大国，构筑心连心的信赖关系，通过对东南亚国家的外交获得政治影响力。虽然福田主义最初是针对东南亚国家，但是在1978年邓小平与福田赳夫会晤时，福田也强调了贯彻全方位和平外交的宗旨，中方也充分理解日本对美国安全保证的需求。福田主义的出台显示出日本外交的自主性，但其手段单一，多为官方发展援助，缺乏对错综复杂局面的应对能力。

上个世界80年代开始，由于国力的大幅增强，日本的外交政策也作出了调整，开始填补美国离开后在亚洲留下的真空。在对华关系上，中日双方积极开展经济、文化与科技方面的双边合作，1979年底开始日本向中国提供政府贷款，对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中日双边关系虽有所起伏，但总体是相当友好的，这既有冷战大背景下中美关系的影响，也有日本外交能力提升的影响。在亚洲，日本在东南亚确立的领导地位，首次向海外派遣维和部队，这都可以视为日本积极外交政策的体现。

冷战后，国际关系出现地区化趋势，亚洲国家的外交能力加强使得美国也担忧其在亚洲利益受到损失，这也使日本时常陷入开展自主外交还是依赖美国的困境中，同时日本外交缺乏自主性也导致亚洲国家对其的不信任。在二十一世纪，日本对亚洲包括对话外交已经不满足于局限在经济外交领域，而表现出涉足亚洲政治及其他领域的动向，实施价值观外交。

美国重返亚洲与日本的经济外交

随着美国提出重返亚洲战略，日本在亚洲的外交能力开始下降，并且开始加大对美国的依赖。总得来说，日本对亚洲国家，特别是对中国的经济外交已经无用武之地。首先，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中日之间的经济差距已经大幅度缩小，中国经济的总量也已经超过日本，亚洲其他国家与日本的经济差距也在快速缩小。其次，中国随着经济发展，其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而日本经济由于长期泡沫化，双方的经济结构已经不存在等级关系，在日本提出的雁行理论中其已经不处于领头位置，也不符合现在的形势。最后，日本试图通过经济外交来改善其与亚洲国家的关系，但由于国际形势的剧烈发展，非经济因素已经成为中日关系中的主要矛盾。

这些非经济因素中，历史认识问题始终是日本与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交往中绕不过的坎，并且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将趋向长期化。冷战后，随着新保守主义势力的上台，新一代的日本政治任务并没有老一辈政治家的历史包袱，要求摆脱所谓的“谢罪外交”。这一局面不大可能在短期内改变，并将长期存在下去。在台湾问题上，日本更多体现出价值观外交，并且在台湾在日美安保体系中的地位问题上采取模糊策略，并且更加强调与美国保持一致而不必理会中国的态度。最后，在冷战时期中日共同面对来自北方邻国的安全威胁，因而有着共同的战略利益，但冷战后，这个战略基础被打破了，双方在安保领域及海上权益的分歧日益突出，日美安保条约对台湾问题的牵制与日本的重新武装都引起了中方的警惕，前不久发生的围绕钓鱼岛及其周边海域发生的冲突更加加重了这种分歧。这些非经济因素可以说处处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在这些核心利益面前日方的经济援助显得可有可无也就不足为奇了。

审视安倍内阁原有的外交政策，可以发现其既没有沿着吉田主义的道路前进，也没有按照福田主义的原则进行，而是全力推行以价值观外交为基础的大国外交，这也导致经济外交这一工具在日本对华关系中不再显得重要。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要求传统盟国更多地担负责任，导致美国对日本在解禁集体自卫权与修宪等方面采取宽容态度，这也为日本实施自己的大国外交作了铺垫。但是，美国并不把日本作为平等伙伴，尼克松时代就发生过“过顶外交”，美国没有告知日本自己与中国关系即将恢复。在新的世纪中，中美关系作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不排除再次发生“过顶外交”的可能，中日关系受中美关系的影响也甚大。此外，战后日本的外交政策始终无法摆脱结构性的缺陷，即具有自主性的大国外交与对美国依赖之间的矛盾，这一结构性的缺陷往往使日本丧失外交自主性并陷入困境。现在日本外交对美依赖的增加，正是这个结构性矛盾造成的，对美的依赖也削弱了经济外交的基础。

在美国重返亚太的形势下，新的安倍内阁继续执行价值观外交路线似乎成为了一种惯性，更加体现出日本外交对于美国的从属地位，但不管如何，日本的经济外交时代在中国甚至在亚洲已经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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